一 引言

凭借改革开放以来自身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迅速扩大，高速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实现赶超提供了必要的保证。从1978年至今，中国GDP增速有23个年份保持在9%以上，其中16个年份达到两位数以上，有6个年份甚至实现了13%以上的超高速增长。在如此长时期内保持这样的高增速，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正在发生改变，特别是当前出现的连续三年GDP增速低于8%的状态，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更是进一步下调到7%，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增速放缓的新阶段？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现状被描述成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如何解释中国过去多年连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以及如何理解这种转换的内在动力机制，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

关于“新常态”的含义，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一个过渡性时期，其特征包括：①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②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处于较低的增长水平；③刺激经济政策与“去杠杆”并存，政策调整频繁；④世界各国经济周期与政策调整阶段不同步；⑤金融市场繁荣与实体经济虚弱并存，失业和收入差距拉大；等等。“新常态”在中国有多种定义，有政策性的，也有经验总结性的。从经济增长理论上理解，中国的“新常态”应该理解为从以工业化推动的高增长阶段逐步向均衡增长阶段的调整状态（张平，2015）。

对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当前也存在多种不同角度的分析。如过高的资源消耗，使得高速增长难以为继；隐性的环境成本显性化，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使得经济潜在增长率区间下移；区域差异、城乡差异以及产业等结构性差异的制约，使得经济增长减速；人口结构带来的红利正在消减，使得经济增长减速；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强力竞争，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等等。

本文则从技术进步的视角尝试给出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其经济实现赶超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区间性回落的内在机制，这种理论说明可以同时整合上述部分的减速因素，给出所谓新常态较为完整的技术进步视角下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同时也说明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出口导向型战略受阻均是后发国家在其经济实现赶超过程中处于不同阶段所面临的表象，而非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区间性下移的根本原因。

二 经济增长阶段优化理论的简要回顾

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在所有国家中实行更好的制度与政策，如高水平的产权保护和更大的教育投资等，有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这种理论比较适用于处于世界经济增长前沿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制度与政策选择就会存在阶段最优性的问题，即某些制度或者政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转变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正是由于此种原因，对于后发国家在经济实现赶超过程中的制度与政策选择，就要充分考虑阶段最优性的问题，适时做出调整，助推后发国家顺利实现经济赶超。Gerschenkron（1962）较早提出适宜制度（Appropriate Institution）的想法，阐述了适宜制度对于后发国家经济更快地赶超发达国家的重要性。适宜制度理论承认每个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而采取不同的制度，制度因时间和空间而存在差异是合理的。20世纪中后期，一些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通过对企业进行补贴和鼓励出口等强势政府干预的制度和政策，实现了经济的加速增长，而这些制度和政策显然与发达国家倡导的基于市场配置资源和自由放任制度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有着较大的区别。阿格因和豪伊特（2011）比较整合内生增长理论与Gerschenkron的观点后，认为内生增长理论只能通过提供一刀切式的政策建议（如明晰产权和保护产权的法律改革、符合企业家精神的投资环境、作为提升人力资本主要手段的教育等）来推动经济增长，却很少关注后发国家在经济赶超过程中的结构转换问题。Frankel和Romer（1999）、Djankov等（2002）、Acemoglu等（2006）以及阿格因和豪伊特（2011）都讨论了后发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时相同政策或者制度的优劣变化，包括国家开放程度高低［Frankel和Romer（1999）使用各国的领土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