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和消费需求的日益多样化、碎片化引起广泛关注。安德森很好地总结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出现的多样化需求和长尾的利基市场现象。^[1]根据美国的经验，在大众市场中，遵循的是八二法则，20%的热门产品带来80%的营收和100%的利润；相反，在长尾的利基市场中，遵循的是98%法则，20%的热门产品将集中为10%的热门产品，并进一步分化为2%的大热门产品和8%的次热门产品。2%的大热门产品将带来50%的营收和33%的利润；8%的次热门产品将带来25%的营收和33%的利润。剩下的90%长尾产品将带来25%的营收和33%的利润。根据张平等的研究，中国2014年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接近中高收入需求转变的状态，而发达地区更是全面进入了厚尾甚至长尾区间，中国集中需求的人口分布正逐步让位于“厚尾”需求，服务业、商品多样性、复杂性和品质的需求越来越大和越来越高。^[2]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中国在消费需求结构以及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上均步入新常态。一方面，消费需求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多样化需求涌现。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在摆脱供给不足的主要矛盾后，正在出现新的变化，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的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然而，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正如Howitt所指出的那样，产品品种增多在增进消费者福利的同时，压缩了相应创新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空间，提高了定制化生产成本。^[3]只有充分提高产品质量改进的另一种创新形式外溢效应，才能降低创新成本，并保证内生经济增长的实现。美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经验证实竞争性市场体制和ICT进步是形成质量改进创新外溢效应的关键因素。Jackson和Wolinsky发现，根据网络节点参与者效用随着距离增加而递减的假定，网络节点参与成本决定着网络结构。^[4]从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来考察，只有在信息传递成本处于一个中间范围时，星状网络才是唯一有效率的网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星状网络就是竞争性市场的网络交易中介，或按照规则直接交易的去中介化的网络平台。很显然，由于网络交易中介或平台信息传递只需经过1～2个环节，只有运用这样的竞争性市场体制配置资源，促进不同创新活动的合作，才能形成足够的外溢效应，实现低成本的定制化生产，灵活应对多样化的需求。与此同时，ICT进步则能够减少创新活动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大大拓展了竞争性市场体制配置创新资源的范围。得益于由里根革命所形塑的竞争性市场体制和新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共同作用，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了互联网革命，经过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调整后，最终实现了新一轮的内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美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国从2015年开始通过加速市场化改革和互联网技术运用双管齐下的手段培育新增长动力和完善经济减速治理。一方面，全面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实现从信贷化向证券化的历史跨越。与信贷化主要依赖规模扩张和风险分散实现风险后摊不同，证券化主要通过投融资风险的有效定价来实现风险匹配和风险转移，从而对创新、创业提供融资支持。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互联网+”，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由此获取创新外溢效应，降低创新成本。因此，作为“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在形成新增长动力方面被寄予厚望。本报告将对A股、港股和美国中概股市场上与互联网经济关系密切的主要服务业上市公司创值能力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揭示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面临的制约条件。此外，根据国际经验，科教文卫领域的服务业不仅是受互联网影响较为深入的服务业部门，而且在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资本生产上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对培育创新、创业能力起到决定性作用，为此，本报告对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科教文卫上市公司创值能力进行了专门分析。

二 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创值能力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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