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5年09月 |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之间有着悠久的人文交流史,贯通欧亚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是最早将这两大古老民族联系起来的经济、文化纽带。自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以来,双边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两国人文外交朝着务实而互惠的方向不断发展,孔子学院就是当前中以人文外交的重要表现。然而,中以两国的人文合作仍然存在不足之处,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与深化的领域都比较广阔。随着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如何在丝路战略的框架下全面提升中以两国的人文外交关系,如何“以文促经、带动全局”,开创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互利共赢模式,深化中以合作,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
历史上,中犹两大民族之间的人文交往发端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丝绸与茶叶成为联系中犹两大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华人对来华犹太人所持的宽容态度,客观上有助于犹太人来华定居,从而在开封等地形成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团。古代开封犹太人大量吸收中华文化,成为中犹两大民族友好交融、文化汇通的重要体现。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使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几波犹太人相继进入中国,特别是“二战”期间大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避难,留下了一段中犹民间友好交往的佳话。1992年中以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政治交往、经贸往来、科技互助、文化交流不断增多,两国之间的人文交往进入一个新阶段。人文合作是中以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两国民间乃至政府间友好合作的重要途径。在当前建设“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下,深化中以两国人文领域的合作,有助于促进中以经贸合作与政治交往,拓展中国中东外交的空间,为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一 发端于古代丝绸之路的中犹人文交流史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同为具有深厚历史与文明的两大民族,两者之间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史。《圣经》中的“希尼”被认为是指代中国,中国人与犹太人之间最初直接交往的证据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与实物证据的稀少而无法确切界定,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汉代就有不少犹太人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经过中亚、西域来华从事经商活动,[1]由此开启了中犹两大民族人文交往的历史。可以断定,在唐宋之际有不少犹太人经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在新疆出土的带有希伯来字母的陶片(其年代被确定为8世纪)可以提供佐证。几乎与此同时,唐宋时期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不少犹太人经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南部沿海城市,据说泉州、杭州等地有一定数量的犹太人。
在古代来华的犹太人当中,开封犹太人是古代中国境内最具影响力的犹太散居群体。据推测,开封犹太人的先祖可能来自中亚的波斯,或者来自印度。犹太人究竟何时进入开封,有着不同的说法。《宋史》有载,“咸平元年春正月……辛巳,僧你尾尼等自西天来朝,称七年始达”[2],这则史料被视为开封犹太人始来开封的证据。这与开封犹太人所立的弘治碑相互印证。弘治碑文记载:“出自天竺,奉命而来,……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3]犹太人进入开封后,建立起具有一定规模的社团,鼎盛时期达“七十三姓五百余家”,并修建起气势宏大的“一赐乐业清真寺”,宗教文化活动也异常活跃。在经历了漫长的文化调适之后,开封犹太人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开封犹太社团的消融并不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反犹,与之相反,现存史料表明开封犹太人与当地汉、回等族和睦相处,这些都是中犹两大民族之间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1840年前后,当黄河岸边的开封犹太社团逐渐消融之时,一批新的犹太移民又来到了中国。这批犹太人主要是从中东、南亚地区来华经商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们是从海上进入中国的,其目的是从事商业贸易,因而首先抵达的是广州、香港、上海等地。鸦片战争前后,大卫·沙逊(David Sassoon)凭着对远东市场巨大前景的敏锐判断将商业活动拓展至上海,成为近代第一位进入中国市场的犹太商人。沙逊洋行通过将鸦片和棉织品运入中国,很快就占领了中国市场。对此,研究沙逊家族史的著名学者罗斯曾说:“这是大卫·沙逊的极大发展,其报酬是:黄金雪片似地向他飞来。”[4]沙逊家族在香港、上海等地的影响力巨大,故被誉为“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著名的哈同(Hardoon)及嘉道理(Kadoorie)家族也于这一时期来华经商,他们先是投靠沙逊家族,加入“沙逊洋行”,随后又分别自立门户、开拓商机。这一时期来华经商的犹太人多数与沙逊家族有着联姻关系或经济方面的联系,加上该家族当时在香港、上海犹太人生活中的影响和主导地位,以沙逊家族为核心的香港、上海犹太社团开始呈现雏形。沙逊、哈同、嘉道理等人与当时中国的政界精英有许多联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曾致信以斯拉(Nissim Benjamin Ezra)和《以色列信使报》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表示同情与支持,该信件被称为“中国版的《贝尔福宣言》”[5]。这充分体现出中国政界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