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5年10月 |
本文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深入分析了中国“自贸区”战略对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影响,以及国际自贸区发展对中国实施自贸区战略、加快城市经济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New Normal,in-depth analysis the important meaning and the major influence of China’s FTA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Urban Economy of China,and take this as the focal point of improving the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re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FTZ to the Chinese FTA strategy、Urban Economy.
| Keywords: | Urban EconomyFTZ |
当前,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已经成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2007年,中共十七大就已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2013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随着战略的推广和实施效应的扩散,“自贸区”不但对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省市发展带来重大机遇,更将通过城市网络和制度复制,对中国城市经济产生整体促进和推动效应。
专栏1 世界自贸区制度简介以及我国自贸区发展概况
1973年,世界海关组织在其最重要的一部国际海关公约——《关于建立和协调海关制度的国际公约》(简称《京都公约》)中将“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FTZ)定义为:一国的部分领土,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实践中,也将此类区域称为“自由经济区”(Free Economic Zone)或“自由区”(Free Zone)。当前,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以此为载体推动实施全球化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的重要战略,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设有不同概念表述的自由贸易区及其相应的制度,如美国的对外贸易区制度、欧盟的自由区及自由仓库制度、韩国的保税区制度、俄白哈三国的关境内加工海关制度以及日本的保税地域制度等。
而我国的自贸区建设始于2013年7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及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5年,在上海自贸区基础上,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区先后成立,标志着我国“自贸区”战略逐步走向深化和成熟。
一 “自贸区”战略对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促进城市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但是,要维持“新常态”,确保经济中高速增长,就必须加快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真正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必须更加紧密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逐渐向价值链高端、向微笑曲线两端拓展。为此,中央统筹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如“一带一路”战略,鼓励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发布《中国制造业2025》规划等,而“自贸区”战略正是这系列重大举措中非常引人注目、更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制造业发展减速而出现动力不足,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城市经济难以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急需通过自贸区战略重新夯筑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推力。
1.“自贸区”战略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新发展、助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的重要举措
回顾改革开放30余年历程,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通过建立经济特区、价格闯关、国企改革、发展民营经济等重大改革举措,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大量引入外资,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
第二阶段始于2002年,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开始以商品生产环节入手加速融入全球经济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同时,也以开放促改革,加快各个领域的改革力度,逐步奠定了中国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形成了以房地产经济为主的城市经济高速繁荣期。但是,这一阶段中国仍然是以适应、接受国际规则为主,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较低,各种标准、规则、准则的制定权和裁判权都在发达国家手中。
第三阶段始于2013年,就是以自贸区设立为标志,是中国从服务贸易为切入点,主动参与高水准、全覆盖、无例外的国际经济秩序重构,并逐步引领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历史元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0)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谈判”[1]陷入困境,许多国家纷纷直接参与双边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