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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时间：2015年10月 |
如何同时处理好与中国及美国的关系是摆在澳大利亚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难题。澳大利亚学界及舆论界对是否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及最重要的战略盟友美国之间进行抉择展开了激烈争论。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决策者更倾向于在实际操作层面采取一种“蒙混过关”的策略，以避免做出直接的选择、最大化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本文借助对亚投行事件的分析深入解读澳大利亚的这一策略。
As Canberra finds itself increasingly at pains to strike a balance in its foreign policy vis-a-vis Beijing on the one hand and Washington on the other，a fierce public debate has been raging in Australia over whether the country needs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it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China）and its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partner（the US）. Faced with this conundrum，key decision makers and foreign policy practitioners in Canberra，as distinct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mass media，seem to have opted for an operational strategy that can be characterised，for want of a better term，as “muddling through”. In contrast to the classic notion of “muddling through” in the study of decision making in political science，we argue that the policy makers in Canberra have adopted this approach more by design than by default. Our investigation of Australia’s response to China’s initiative to establish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has uncovered evidence of conscious and conscientious “muddling” on the part of the Abbott government in order to get itself “through” an intricate and difficult situation. This approach has allowed Canberra not only to avoid making a painful choice between the two great powers，but also to exercise its own flexibility and influence as a middle power to maximis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in circumstances beyond its control. By sifting through the shifting sands of Australian attitudes and reactions to the AIIB initiative，our article is both a test case and an illustration of Canberra’s strategy of “muddling through” in action.
| Keywords： | AustraliaAIIBMuddling Through |
伴随中国的崛起，澳大利亚如何处理好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日益成为澳外交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最为关心的议题，澳国内也就此展开了广泛争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休·怀特（Hugh White）及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前者认为澳大利亚必须在最大的经贸伙伴中国和最大的战略伙伴美国之间做出选择，并为之做好政策准备；后者认为这种选择是不必要的，中美对抗和冲突并非不可避免，澳既可以在经济上也可以在政治上获利。争论双方在理论层面各执一词，难以说服对方。本文试图以这场争论涉及的理念为线索，以一个重大而典型的案例——澳大利亚政府对是否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的决策过程作为切入点，具体分析澳政府在中美之间的政策取向，从而深化我们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解读，为中国制定灵活适用的对澳政策提供依据。
一 澳大利亚的两难：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抉择？
2010年9月，澳大利亚著名战略学者、前霍克政府高级顾问怀特在澳知识界广为关注的刊物《季度评论》（Quarterly Essay）上撰文，提出在中美发生权力转移的背景下，澳大利亚需重新思考其国家战略，积极采取外交行动，使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朝有利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1]怀特的文章及其后的成书《中国抉择》（The China Choice）[2]在澳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场关于澳大利亚是否需要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的讨论在学界和舆论界展开。怀特的观点也并非完全倒向中国，而是认为澳大利亚需要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来制定其外交政策，而不应该因美澳同盟关系制约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选择，尤其不应该不计代价地卷入中美的恶性竞争乃至战争中。澳大利亚甚至有必要做好保持中立立场的准备。此外，怀特认为澳大利亚还可以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色，促成中美等主要亚洲国家形成领导权共享机制，即亚洲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不少人支持怀特的观点，例如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汤姆·斯维泽（Tom Switzer）也认为澳大利亚虽不必然放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关系的本质要有所变化，尤其是澳大利亚不必卷入与自身利益并非直接相关的美国海外军事行动。[3]
怀特的观点一出炉就受到保守主义人士的口诛笔伐。在许多澳大利亚政策精英那里，美澳同盟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基石，不可撼动。澳大利亚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与远离其主流文化发源地及身处亚洲边缘的地理背景构成了澳大利亚战略思维的时空坐标。“历史”与“地理”的矛盾造就了澳大利亚与生俱来的内在焦虑。[4]它因而一直在寻求一个“大而强”（great and powerful）的盟友来保护其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历届政府都未曾质疑过美澳同盟的重要性，并积极履行其盟友义务，例如派兵参与了美国历次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等，以希望换得美国对其国家安全的保障。澳国防部所属的战略政策研究所所长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詹宁斯认为怀特的观点未免有些危言耸听，因为一方面中国尚未给澳大利亚施加压力，要求澳大利亚做出选择，另一方面鉴于中日、中美相互依赖程度之深，中日、中美之间也不会轻易走向敌对。[5]因此，澳大利亚稳固与美国的关系，加强与日本的合作，不必然导致与中国关系的降低，更不会加剧本地区的不稳定。亚太地区的每个国家都在寻求与他国的合作或同盟以为本地区的稳定奠定基础。澳美同盟因而无可厚非。詹宁斯认为美国的决策者也不会相信澳大利亚政府会在中美之间选择的问题上有什么犹豫，美澳军事合作的不断加强，包括美国任命两名澳大利亚人担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负责情报管理的高级职务就展示出这种信任。[6]
然而，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富布莱特学者伊恩·亨利（Iain Henry）所言，那种认为澳大利亚没有必要自取烦恼、不必做出选择的观点实际上是掩耳盗铃的行为，因为如果澳大利亚真的没有必要重新选择的话，为什么近年来还要大力加强美澳同盟在防务领域的合作？这种合作本身就是对所谓的“中国挑战”的反应。[7]詹宁斯所属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于2014年发布的一份由美国经济学家大卫·黑尔（David D. Hale）撰写的报告便明确将中国的崛起定义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挑战。[8]因此，澳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