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3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亿人，相比5年前增长了近20%^[1]，占2013年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1/3^[2]，农民工已成为我国最庞大的就业群体之一。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技能培训很少，大部分农民工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的一线岗位工作，各项权益保障相对薄弱。2013年，仅有41.3%的外出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超过84.7%的外出农民工周工作时间超过44小时，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比例极低，欠薪事件依然存在。^[1]群体总量大、权益保障差这一客观状况决定了农民工群体具有极大的维权需求，但高昂的维权费用却让他们无力承担。仅以律师代理费这一项为例，北京市民事诉讼案件的最低收费标准为每件3000元^[3]，而2012年北京市16岁至35岁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仅为2558元^[4]，其他农民工聚集的大城市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可见，即便是在今天，农民工对法律服务较高的需求和较低的负担能力这一对矛盾依然突出，向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依然明显。但是，如果政府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将会面临编制、经费的压力和专业性不足的问题；如果政府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除非提供高额的政府补贴，否则市场的逐利性将会导致很多援助案件无人问津或办案质量较低。因此，成立一批兼具专业性和公益性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成为政府和农民工群体的共同需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于2005年9月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并于2009年7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并正式更名为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为我国第一家以社会专职律师为主体、专门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并于2011年7月获得联合国特别谘商地位，实现了我国政法系统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类社会组织和全国各省市社会组织三个领域在获得联合国谘商地位方面“零”的突破。自成立以来，中心通过提供法律咨询、办理援助案件、进行普法培训、开展实证研究等多种方式为农民工提供免费、便捷、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引导他们合理表达诉求、依法科学维权，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截至2014年底，中心共办结案件9668件，涉及农民工2万多人次，为农民工挽回各项经济损失超过1.7亿元。农民工法律援助的“致诚模式”显现出巨大活力和积极作用。

一 现阶段农民工法律援助的主要特点

2003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农民工讨薪的新闻成为国内外热议的焦点，一时间，各类针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农民工法律援助也逐渐走入大多数人的视野。如今，11年过去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客观环境的改变也为农民工法律援助带来了新的变化。

（一）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特殊性在减弱

农民工维权案件在最初进入大众视野时就展现出其与众不同的特性，与其他群体的维权案件相比，农民工维权案件以追讨欠薪为主，常常表现为群体性案件，且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多发于年底至春节期间。也就是说，农民工维权案件往往事关工人最根本的生活资料——工资，而且这类案件往往在年底至春节期间集中爆发为群体性事件，社会影响极大。因此，各级政府高度关注农民工维权案件，这也使得农民工法律援助显得尤为特殊。然而，现阶段这种特殊性正在逐渐减弱。

首先，农民工欠薪问题正逐步得到改善（见图1），追讨欠薪已不是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唯一案由，农民工对社保待遇等其他经济权益的诉求正在迅速觉醒（见图2）。2014年，除了由于临近春节导致年初、年底欠薪案件占比较高以外，在全年12个月中，共有8个月的欠薪案件占中心当月申请案件总数的比例低于50%，7月甚至出现了零欠薪案件的情况（见图3）。

图1 外出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例

图2 2014年中心欠薪案件援助申请占援助申请总量的比例

图3 2014年欠薪案件占中心当月申请案件总数的比例

其次，农民工群体性维权案件的增速逐渐放缓。根据中心于2007年9月、2008年5月、2009年10月、2013年8月、2013年12月和2014年10月对截至该时间点受理的5人以上群体性案件进行的统计，农民工群体性维权案件的增速呈明显放缓趋势（见图4）。

图4 中心5人以上群体性案件

最后，农民工维权案件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