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介绍与研究范围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鉴于“软实力”概念业已理论化，并被广泛评述和应用，因此有必要通过一篇专门的文章来研究（中非关系语境下的）“软实力”究竟是什么。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援引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定义，即“一个国家实现自己意愿的方式……因为其他国家愿意追随或者认同能够实现这种意愿的体系”，换言之，就是一种“吸引力”。^[1]

由于“软实力”概念十分宽泛，笔者决定将一些“子领域”作为展开研究的具体环境。在传统、公共和文化外交中，“软实力”都被当作外交政策项目加以研究。它被当作评估国家的吸引力、竞争力、形象和绩效的重要指标来分析研究。

本文重要的线索是，通信尤其是新闻媒体对于国家建设“软实力”而言，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约瑟夫·奈在构建其理论时，认识到在信息化时代，通信将在国家追求“软实力”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关键性要素。他指出，由于愈发频繁的信息传播要求对各种信息做出及时回应，权力正在从“资本集中”向“信息集中”转移；在信息时代能够更具吸引力并且获得“软实力”的国家，将是那些手中拥有塑造议题的多重通信手段的国家。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软实力”概念开始在中国广为流行。在通信方面，学者们通过指出“软实力”术语在中国媒体中的受欢迎程度，来说明此概念在国内外的重要地位。

吴（Wu）认为，挺进非洲的中国国家级媒体，通过一种类似于“软实力”更为直接的实现方式，将“软实力”本身制度化。^[2]在布劳提加姆（Brautigam）看来，中国媒体挺进非洲是“拓展中国‘软实力’以及重塑公众意见的努力”^[3]。瓦瑟尔曼（Wasserman）把“软实力”从“富有吸引力的进攻”反向定义为“富有吸引力的防御”，例如，中国在全球媒体中回应有关自己消极形象的陈旧观念，并试图扭转各种曲解。^[4]

本文并不讨论“软实力”概念的宽泛范畴，而是重点关注中国在把非洲打造为媒体“软实力”建设平台时，业已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本文最后将就中国新闻媒体应如何优化战略，以便在非洲实现预期目标，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有必要在此指出本文不涉及的内容。本文并不从非洲新闻媒体的视角来分析软实力。笔者认为，在做出有价值的比较研究之前，分别对非洲和中国新闻媒体进行的研究不应彼此混淆。如果因采取折中或非系统化的方法而将两者混淆为中国“软实力”的来源，则必将导致既定研究目标被模糊化。

本文研究的对象都是在非洲拥有实体存在并且专门从事与非洲事务相关工作的媒体，不包括因为报道其他事件而偶然涉及非洲的中国新闻媒体。

本文将从传统角度理解媒体，即认为媒体是负责资讯收集、加工和传播的主要实体，不包括广义上的新型和社交媒体。考虑到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已经被主流媒体接受，本文将对二者予以相应关注。

还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研究的是中国媒体在非洲的“软实力”。换言之，本文不涉及中国“软实力”的其他社交形式，诸如孔子学院展现出的文化软实力，或者是中兴、华为等中国通信公司发挥的作用，或者中国使馆或公司公共外交的影响。

为什么中国要在非洲构建以新闻媒体为基础的软实力？考虑到前人对此已有诸多论述，本文将不再赘述。总之，中国力图在非洲构建以新闻媒体为基础的软实力，与其在世界范围内借助新闻媒体建设软实力的计划具有相似性。中国在消解“中国威胁论”的同时，也在尽力宣扬“和平崛起”的理念。

中国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责包括掌控自己的声音，反对西方媒体针对中国和非洲的偏见、曲解、谎言、虚构、陈旧眼光、妄自揣测。关键之处在于认识到中国媒体必须打破西方媒体对流入非洲大陆的资讯信息的长期垄断。

在胡锦涛主席任期内，中国的软实力获得了极大提升。自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中国的软实力在此基础上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包含了“中国梦”和“一带一路”元素。就这点而言，本文并不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因为它所参考的诸多文献都成文于上述概念出台之前。

二 中国媒体在非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媒体就开始进驻非洲。例如，新华社于1956年在开罗设立办事处，中国媒体首次进入非洲。自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开始面向非洲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