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干预主义（也有学者称之为“新干涉主义”）始于冷战结束以后，与之前的传统干预主义有所区别。新干预主义主要指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出现的一种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为借口，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以推行霸权主义和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为目的的思潮和模式。^[1]而传统的干预主义主要是赤裸裸的武力侵略或军事颠覆。从“人道主义干预”开始，新干预主义在其军事干预外面裹上“道义”外衣，为其强权政治寻找合法性。然而“人道主义干预”并不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接受。“保护的责任”理论的兴起为西方新干预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合法性源泉，使其超越了早期的“人道主义干预”而更易为世人所接受。近年来，西方国家对于非洲国内冲突的几次干预都是从“保护的责任”出发，借口当事国发生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进行干预。西方新干预主义影响了非洲政治局势的稳定和中非关系的发展，中国对此应有所应对。

一 近年来西方新干预主义在非洲的动向

近年来西方新干预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其不仅与冷战时期的传统干预主义有所区别，而且与冷战结束后的人道主义干预相比亦有新的特点。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的干预遵循的是赤裸裸的强权逻辑。人道主义干预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后，在世界各地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其中以1994年索马里维和行动、南斯拉夫内战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为代表。然而人道主义干预自出现之初即遭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质疑。1999年，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在科索沃战争中悍然发动对南斯拉夫联盟的空袭，使得世界质疑“人道主义干预”背后的动机。发展中国家更多地认为人道主义干预是西方国家怀着私利干预他国事务的一个工具。人道主义干预只是在强权政治外面披了一件“高尚的道德外衣”，其本质并无二致。

随着“保护的责任”理论的兴起，西方新干预主义又开始活跃。近年来西方在非洲及其他地区采取了多起军事干预行动，如2011年北约空袭利比亚，2011年法军干预科特迪瓦内战，2013年法军出兵马里。这些军事干预中有一些与人道主义干预不同的新特点、新动向。

首先，西方国家吸取了人道主义干预中单边主义行动遭遇反弹的经验教训，不仅寻求联合国授权，而且更多地谋求东道国以及东道国所在地区的支持和谅解。近年来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军事干预行动尽可能寻求获得联合国、非洲联盟以及非洲次地区组织的认可和授权，为其干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法国在马里的军事行动获得了联合国授权，联合国并在法国军事行动后在马里派驻维和部队；在科特迪瓦内战中，法国部队也是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分子参与到推翻前总统的斗争中；在利比亚内战中，北约部队是在联合国通过建立“禁飞区”的决议后开展军事行动的，虽然其军事行动超出了联合国决议授权的范围。西方近年来在非洲的军事干预行动虽然有自身的利益在其中，然而其寻求干预行动的合法性使其与人道主义干预有一定区别，也使其军事干预行动更易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和认可。

其次，西方新干预主义利用“保护的责任”、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为其军事干预行动寻求合法性。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之后，人道主义干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被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冷战结束后，被边缘化的非洲承受了规模和烈度相对较大的冲突，如卢旺达大屠杀、刚果（金）内战。非洲国家一方面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承担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担心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为借口随意干预非洲内部事务。因此，南苏丹人、前苏丹外交官弗朗西斯·邓（Francis Deng）提出了“保护的责任”。2001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授权的加拿大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提出了一份题为《保护的责任》的报告。该报告将“保护的责任”系统化为理论。“保护的责任”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主权国家负有保护本国公民的责任；如果该国无法或不愿承担该责任，应由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来承担该责任。该理论同意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这相当于在支持和反对人道主义干预的人士之间架了一座桥梁。^[2]因此，该理论得到西方国家的大力推崇和宣扬。2005年，“保护的责任”被写入联合国首脑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而1998年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规定其对种族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