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非洲演进历程的显著特征之一，是非洲本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要素，被迫按照殖民者划定的边界格局进行重组。非洲政治领袖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提出了“边界不可更改原则”，旨在防止非洲各国在摆脱殖民统治桎梏之后，又因划界问题陷入无序内耗。因此，虽然在非洲赢得政治独立后的几十年间里试图更改边界的欲求不断粉墨登场，但非洲国家边界格局总体上维持稳定。冷战结束后，形势开始出现转变，先有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摆脱埃塞俄比亚独立，后有南苏丹在2011年脱离苏丹，成为迄今突破边界不可更改原则仅有的两个案例。

一 非洲是否仍存在发生边界变动的可能性

厄立特里亚、南苏丹的独立表明，边界不可更改原则当前仍面临着挑战，主要威胁不再是国家间因争夺领土而爆发的边界战争，而是一个国家内部寻求“独立”的分离主义势力。厄立特里亚、南苏丹的独立，是在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埃塞俄比亚、苏丹两国内部原有矛盾同一系列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虽然继续恪守边界不可更改原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维系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定，但鉴于一些非洲国家内部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地区分离主义情绪，类似的边界变动未来仍然有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对各种类型的非洲地区分离主义势力加以分析研究，无疑有助于中国等相关国家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预判或提前防范。

（一）桑给巴尔：前景堪忧的自治地位

部分非洲国家的现有疆界脱胎于两块或多块殖民地的合并。合并带来的棘手问题通常是，统治者应如何处理不同殖民地居民之间的关系。世界通行惯例是采取共享主权的方案：或者各方共享最高统治权，或者在将最高统治权授予合并前较为强大一方的同时，给位居相对弱势地位的一方保留高度自治权。这种理念成为1947年南北苏丹、1952年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1961年法语和英语喀麦隆、1964年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等多个合并案例的指导思想，南苏丹、厄立特里亚、英语喀麦隆、桑给巴尔分别享受自治地位。

埃塞俄比亚、苏丹先后因内战而走向分裂表明，如果合并或联合之初的分权方案发生变动，则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有可能受到消极影响。坦桑尼亚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与坦桑联合关系走向存在直接关联。尽管桑给巴尔（桑岛）目前仍享有自治地位，但自治权限在不断缩小也是不争的事实。^[1]坦桑联合关系建立以来，执政者为巩固国家统一，在《联合法案》所规定的两地权力分配方案之外，又将坦噶尼喀的政党、经济、文化制度推广到桑岛。此举不仅令岛内民众担心会被完全“大陆化”（坦噶尼喀化），而且引发了有关联合关系走向合理与否的争议。随着桑岛在革命党决策机关、国家第一副总统、国家立法机构中的特殊代表权相继被弱化或取消，主张与大陆彻底划清界限的桑岛主体意识开始滋生与泛滥。^[2]

2010年，鼓吹桑岛主体意识的市民联合阵线（Civil United Front）正式进入桑岛决策层，给坦桑联合关系的发展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国家先后撤销了若干项不利于维持桑岛自治地位的政策，但取得的实际效果相当有限。近两年来，桑岛政界精英一方面频繁鼓吹在岛内举行各种公投，呼吁桑岛人自主解决与大陆的财政收入分配、石油勘探与开采等问题；另一方面愈发明显地表现出脱离东非地缘政治，转投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倾向。如果不尽快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坦桑联合关系发展前景堪忧。

（二）加丹加、尼日尔河三角洲：摆脱资源诅咒的冲动

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却发展滞后，往往成为滋生地区分离主义的重要温床。在族群政治泛滥的条件下，自然财富与现实贫困并存通常被解读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族群对本地族群剥削的结果，是当地政治精英煽动分离主义情绪的有力“论据”。如果从自然资源分配角度解析苏丹南北双方的矛盾，北方顽固打压南方的原因在于，阿拉伯人拒绝与黑人分享南方的石油资源；南方最终选择独立，是为借夺回石油资源扭转不利的发展局面，摆脱长期处于的贫穷与落后境遇。^[3]

刚果（金）加丹加省的情况与之类似，该地位于赞比亚与刚果（金）两国交界地区，远距首都金沙萨数千千米，当地的有色金属采掘业自比利时殖民统治时代起就是整个殖民地的重要财源。但除首府卢本巴希因采掘业而发展成刚果（金）第二大城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