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新闻媒介，尤其是新闻媒介对于舆论的引导，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现实的媒介体制机制、具体的情境中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媒介的现实及利用媒介服务国家民主现代化的进程，也才能更好地回应和反击以西方为中心和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西方媒介与政治关系理论的偏见。

我国为社会主义国家，媒介为国家所有，即“公有制”，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从这一定性的角度看，我国新闻媒介具有明显地区别于西方的私有或公共媒介的独特性。然而由于体制既定，机制不清，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商业化带来的媒介运作手段的变化，我国新闻媒介如今处于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尴尬的境地，某种程度上可以通俗地概括为“国有媒介的属性、商业媒介的运作、公共媒介的诉求”。体制机制的混杂不清使我国新闻媒介面临一系列的尴尬性难题，媒介在某种程度上也乱象丛生，再加之网络社交媒介发展的冲击，使传统的新闻媒介的公信力与影响力逐渐式微。然而中国现今的国情使得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依然是最有力的媒介形式，因此，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与调整从而适应国际国内变化的态势，以更好地达到舆论引导的目的和诉求，是上至国家政府下至媒介的迫切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鉴于体制问题作为根深蒂固和短期之内无法更好的或不能改变的问题，机制层面上就必须进行调停以更好地发挥媒介引导舆论的作用，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走转改”就被提出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走转改”“走哪里、怎么转、改哪里”的回答就是对新闻媒介为什么要引导舆论、引导舆论所面临的体制机制、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难题，以及如何来引导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以达到为主导阶层服务的目的的回答。因此，本文在介绍“走转改”的背景的基础之上，分析新闻媒介舆论引导所面临的具体难题，最后试图为困境的解决提供一些对策性的建议与意见。

一 “走转改”提出的背景及意义

上文我们简单扼要地对“走转改”提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为强调其对舆论引导的重要影响与作用，下面将其放置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与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分析，以认识其必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持续推进，使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目前步入了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使原先以国家为主体的利益诉求逐渐向个体和群体利益诉求转变，从现实的社会状况看，1990年代以来，农村农民为占地、征地、土地纠纷，城乡工人为工资、劳动福利、就业条件，城市居民为拆迁、住房，以及全社会为教育、医疗等发生的矛盾冲突事件不断增多，虽然这些矛盾是局部的、个别的，却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我国目前实际上已经步入了一个改革和社会冲突相竞生的阶段。虽然目前的社会冲突无论从影响以及概率上讲都算是小规模的事件，然而转型社会各个社会阶层的不满情绪的积累如果不能通过正当的渠道进行释放和排解，政府不能努力地促成各个群体之间的妥协式共存，那么社会矛盾的激化将层出不穷，这将给国家社会都带来无比负面的影响。因此，如何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安定团结和民众的生活福祉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新闻媒介的体制，以及由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冲击所带来的机制的转变所造成的体制机制冲突问题越来越严重，主导阶层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努力地寻求解决相关冲突而为舆论引导提供更好的媒介环境与媒介路径。“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的一种引导舆论为社会服务的尝试。

新世纪以来，对于更好地引导舆论为社会与国家服务已经有三次比较大的对新闻界的学习和教育活动以及具体的实践活动，分别是2003年“三项学习教育”（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理想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教育）活动、2006年的“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简称“三贴近”）活动、2010～2011年“杜绝虚假报道，强化社会责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活动。2011年8月提出来的“走转改”是新闻界学习教育活动与新闻舆论引导实践的继续和深化。

在国内外形势的剧变下，我国新闻报道也面临一些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