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工程进入国际互联网（Internet），从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有互联网的国家。1997年至今，国内用户数基本保持每半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根据2012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1]。中国的网络时代与西方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同步”，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10年前曾下的判断“中国进入‘应用网络时代’”到如今依然奏效，因为“在网络的核心技术方面，无论在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中国仍未起到“先锋作用”^[2]。

按照统计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网络用户相对于何清涟7年前的分析已大为变化：首先，虽然中国尚未成为互联网强国，但网民数量占全国人口将近4成，远远超过21.9%的全球平均水平。其次，网民的低龄化现状发生改观，40岁以上的中年，包括城市中产阶级与知识精英，所占的比重上升，2012年达17.7%，他们当中有部分人群已成为具有话语权的网络意见领袖；与此同时，大专学历以上的人群，例如大学生或更高学历，在网民占比中基本饱和，这两部分人群与作为新媒体的网络之间的“共生”关系^[3]已经直接影响网络思潮的走向以及推动国有体制改革或民主化进程的网络行动。最后，网络的城市化以及由此加深的城/乡知识沟，在近几年有所缓和：自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以来，全国96%的乡镇通宽带，91%的行政村能上网。同时，共建成乡镇资讯服务站11724个、村级网上资讯栏目53178个^[4]。2012年，农村网民数量将近1.5亿，尽管有57.8%的农村非网民表示“不懂电脑/网络”是其不上网的原因。从中不难得见，网络已成为中国普通公民日常社交、获取信息与表达言论的重要平台。

当网络“工具主义”学说——网络作为反政府、反体制的传播手段，是独立的公民社会的新的化身或网络促进政治民主——与西方理论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实践相“接轨”时，除了理解其中的合法性外，我们是否应该进一步追问网络民主化背后“技术决定论”所遮蔽的技术与信息流通的垄断与反垄断的非自由过程，以及普世性色彩隐藏的冷战思维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延续？在国内层面，我们是否反思国家/社会等既定的思维框架可能导致的化约主义立场，特别是国内研究者言必称的“公共性”概念的“阶级箝制”。基于这些问题，本文首先旨在讨论中国网络研究中一些根深蒂固的假设、二元理论框架或基本前提，从而重新理解网络传播作为国家控制与社会冲突、矛盾和抗争的重要场所^[5]。同时，结合以不同网络技术为平台的在线行动、互联网抗议等具体个案与国家审查制度的变化，力图阐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与中国网络传播、世界民主化浪潮、文化权力争斗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和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的“无产阶级公共领域”为由头，讨论网络传播中左翼与工人阶级、国家审查制度以及自由派精英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并从社会主义文化遗产与阶级分析的视角重新剖析网络传播公共性的普世性神话。最后，以当前国内网络传播研究中出现的几个问题的简单探讨收尾。

一 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框架：自由主义的迷思

中国的网络传播研究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便已开始，最初的研究主要阐述网络技术的特性^[6]以及网络可能导致麦克卢汉式的“全球村”的形成或构建“信息社会”的美好愿景，网络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成为研究焦点，或言之，彼时网络较低的社会普及率限制了网络传播研究的视野。

随着人肉搜索事件及其政治化、网络论坛、聊天工具与博客在公共事件中的“增强”效应，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阐释上述网络与中国政治、网民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国内学者开始从西方引入新的理论框架阐释，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洛杉矶南州大学传播学教授曼纽·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中《网络社会的崛起》与《认同的力量》，吉登斯更是将此三部曲与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

2003年孙志刚案件中网友发表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中的批评性文章《谁在装聋作哑》^[7]，2005年反对日本“入常”的网络签名行动，2006年2月与4月因虐猫与婚外情事件而爆发的“人肉搜索”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