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新媒体的崛起催生了有关公民表达和参与的研究，特别是探讨互联网在其中的赋权意义^[1]。这些研究采取实证调查或案例分析的方式，从不同侧面论证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对促进转型期中国公众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当然也包括存在的障碍与限制。不过就现有研究来看，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总体上实证研究仍然较为欠缺，大量关于互联网对中国公众表达和参与效果的讨论停留于思辨或案例层面，缺乏基于实证调查的普遍规律的把握。第二，存在较为明显的中产阶层偏向，案例分析或调查对象多集中于城市，而很少对社会中下阶层的表达和参与及其与互联网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包括近年来对微博的“研究热”也反映了这一限制——因为中下阶层，例如农民工，很少活跃在微博上。第三，忽视内部差异。中国地域辽阔、社会阶层分化，包括互联网与表达和参与在内的传播效果很难说定于一尊，而可能存在差异化的表现。因此，格外需要针对不同群体特别是中下阶层的实证研究。

基于此，本文聚焦当代中国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中下阶层——新生代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发布的调查^[2]，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占58.4%），总数达8487万。这个庞大的流动群体在为城市创造价值、提供服务的同时，也面临工作和生活上的诸多难题。作为一个拥有社会经济资源明显有限的群体，当新生代农民工遭遇实际问题时，他们会倾向于通过何种渠道、在多大程度上表达意见或诉求？哪些因素能够影响他们的表达意愿？特别是新媒体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本文将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来回答上述问题。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希望一方面有助于深化有关新媒体对公众表达和参与影响机制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推动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研究。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两类“需求”与三种表达空间

以往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公众总体上的意见表达与政治参与并不活跃^[3]，但当切身利益受损或遭遇实际问题时（如居住区可能的污染）其参与可能性便会上升^[4]。这不仅反映在近年来日益增多的普通公众的个人维权和集体抗议（如宜黄、厦门PX、什邡等事件），对打工者群体来说同样如此——如2004年深圳“友利电事件”、2010年佛山“本田事件”等一系列因工资过低、权益受损等引发的集体性罢工与抗议（其中都包含了对QQ、手机等新媒体的运用）。因此，我们当然可以考察一般性表达，但更需要关注特定群体的特定需求和实际问题。实际上，“南方”传播学的视角特别指出区分“需求”（needs）与“欲求”（wants）的重要性，强调从关注中下阶层的实际需求出发，思考新媒体在其中的角色^[5]。因此，本文将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出发，考察他们碰到实际问题时的表达意愿。

什么是农民工的实际需求？首先当然是基本的生存需求——如健康、医疗、就业、子女教育等；其次就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劳动中的权益损害、生活中的寂寞无助。根据相关调查^[6]和本研究先期的探索性访谈，我们发现这两类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非常普遍与迫切。前者基于“中国制造”模式的根本问题、不对等的劳资关系、政府监管缺位等，表现为超时（量）工作、拖欠工资、劳动伤害等多种形态；后者则源于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首属群体的丧失、城市排斥和繁重劳动等因素，表现为情感困惑、孤单寂寞、生活单调等。因此，本文首先考察的就是：当他们碰到这些问题时，是否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诉求？

研究问题1：当新生代农民工遭遇到劳动权益和生活情感类问题时，其表达意愿分别如何？

表达可以发生于不同空间、借助不同的渠道。以往研究立足中国社会的具体场景，将表达空间分为三类——非正式的私人空间、新媒体空间以及正式的机构性空间，它们既区别于空间的私下/公开与否、也对应于政治权力控制的不同强度^[7]。理论上，当打工者遭遇实际问题特别是劳动权益问题时，最可能解决问题的是手握权力的企业、政府等机构，但长久以来权力傲慢、群众组织（如工会）失效给普通人带来的无力感^[8]，以及在三者中相对最高的表达成本，又使得打工者不易通过机构渠道表达意见，而最可能诉诸成本最少又容易获得情感支持的人际渠道。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