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也许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强度。从米面、肉类、牛奶、瓜果蔬菜，到饮料、零食和调味品……对食品之安全问题的质疑如此广泛，以至于人们在失望和忧虑之余开始怀念旧日的“好时光”。与之同时，研究者也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大声说出”危险的大众媒介，对媒介言论的批评比比皆是。然而，除了“大众媒介——社会功能”的视角之外，我们是否还可能进行其他层面的探讨：食品的“不安全”是一个无差别的总体性现状，还是内在异质的、需要细分的状态？作为外部事实的“不安全”的存在与我们对于“不安全”的主观“感知”之间有何关联？大众传媒在这两者间起到了何种作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焦虑是现代性框架中的常态吗？大众媒介如何才可能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尝试走出大众媒介批评的范式，在新的视野中寻求回答。

一 “食品安全”的内在差异性

——何为现代性语境中的食品安全问题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忧虑似乎并没有太长的历史，它被提上日程不过是近几年的事。但仅从2000年之后来看，食品的“不安全”现象早已比比皆是。2011年的双汇瘦肉精事件其实并不新鲜，早在2001年就已出现因食用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而中毒的事件。2000年的毒瓜子事件（掺有矿物油）、2001年的豆奶中毒事件、2001年的南京冠生园月饼陈馅事件、2003年的金华火腿事件（添加敌敌畏防腐）、2004年的假酒致死事件（含工业酒精甲醇）和阜阳大头娃娃毒奶粉事件……食品安全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在2005年，就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果脯硫化物超标、劣质啤酒事件（人工添加甲醇）、三鹿酸奶生产日期超前、维维乳饮料细菌超标……之后的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四川广元柑橘事件、毒馒头事件（染色剂和防腐剂添加）、蒙牛特仑苏事件（添加OMP可能致癌）、思念水饺汤圆事件（馅料中有污物）……更是接连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神经。“食品安全”一跃成为人们最担忧的安全问题之首，^[1]“食品安全”也有成长为一个术语的倾向，不同的社会机构和学术研究者都试图为之定义，以满足营养医学、政治学、法律和社会治理等不同层面的需求。尽管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所给出的“食品安全”的内涵是相似的^[2]，都界定了食品与健康的关系。然而，食物中所含毒性物质的量与人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恰恰是最难确定的（在后文我们将具体展开讨论）。简单来说，造成食物“不安全”的有害物质有着不同类型，它们构成了“食品安全”的外延，不同类型的有害物质与健康问题有着不同程度的相关。诸如，我们可以确定腐败变质的或大肠杆菌严重超标的食物对呕吐和腹泻的直接影响，但科学理性迟迟不能在环己基氨基磺酸钠（一种甜味剂）与癌症之间确立明确关联。因此，对“食品安全”外延的分类意义颇大：我们今天的“不安全感”究竟源于何处？它的出现为何如此忽然、迅速和广泛？我们之前所有的“安全感”是确凿的吗？

假酒致死事件、南京冠生园月饼事件、劣质啤酒事件、三鹿酸奶日期超前事件和双汇瘦肉精事件，这些食品安全事件的外延其实并不相同。它们分别归属于：造假（假酒致死）、所用原料不卫生（月饼事件）、加工生产环节的有意或无意污染（有意行为诸如啤酒在糖化过程中被人为添加甲醛，或在酱油生产中使用非食用盐^[3]来降低成本）、不规范行为（酸奶日期超前），以及现代社会的科技进步所萌生的副作用（诸如瘦肉精事件、特仑苏事件和苏丹红事件），它们是分属不同层面的问题，并在时空中拉开了彼此的距离。造假售假与生产环节的污染和不规范行为，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前现代社会，今天的我们不必“缅怀”过去的“好时光”，早在工业生产和科技发展尚未起步的时代，无论是科技落后，还是商业行为不端的原因，都塑就了此类食品的“不安全”现象。换句话说，我们曾有的“安全感”只是个人经验，并不能等同于外在事实。而如今真正困扰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则是一种全新的类型——现代性语境中特有的“风险（risk）”。

作为一种现代性“风险”的食品安全问题建立在“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把“反思性”也称作“行动的反思性检测”，它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人类总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