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0年中，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汉语里“改制”就意味着“改变制度”，它已经成为中国大部分地方的主要现象，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涉及完全私有化。与东欧和前苏联出现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不同，中国政府的改制计划是渐进的、低调的。不过，我们不应低估中国改革的意义。从许多方面来看，与东欧和前苏联相比，中国的改革不仅进行得同样深入，而且普遍具有更好的经济效果。

根据最近在11个城市对683家企业所做的调查，本文对近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历程、改制形式、国有资产处理、再就业以及改制后的企业绩效进行了评估。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这11个抽样城市依次为：哈尔滨，抚顺，唐山，兰州，潍坊，西宁，镇江，黄石，成都，衡阳和贵阳。从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有企业活力的角度来看，这些城市具有广泛的区域差异的代表性。根据调查所取得的丰富数据，本文试图对理解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做些贡献，因为对外部世界来说，这一过程直到最近依然是一个谜团。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大约有40%到50%都已经私有化了。私有化过程是在地方政府的倡导下同步开始的。这一过程不仅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市场自由化进程的结果，也是该进程的一部分。此外，银行的商业化和随后对企业强化了硬预算约束也是私有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私有化最流行的方式是职工持股，不过，近年来公开出售和租赁已经变得更为常见。因为中央政府最关注的是社会稳定，所以尽量减少大规模失业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在私有化过程中的中心目标。为了吸引内部职工和外部的投资者购买企业，地方政府在私有化价格上给予购买者以相当大的折扣。

私有化的结果令人鼓舞。重组后的企业已经表现出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和盈利能力。但是，绩效较好的企业可能被率先重组，这种选择样本的问题可能会造成结果偏颇。在样本选择被锁定之后，我们发现，只有当私人持股数量超过某种限度之后，重组才会促进效益。

一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从1984年城市改革起步时开始，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尽管有人呼吁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但政府的着重点最初在于通过改变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和改善它们运作的市场环境来提高它们的绩效。受到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成功的启发，中国政府把合同制引入了国营部门，要求国有企业的经理们达到销售、利润和资本积累等各种目标，从而换取一部分利润回报。这种合同制的问题出在经理们成功则受奖，但失败了却不会得到惩罚。企业的成功取决于经理们打算做出的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政府已决定改革小型国有企业的最佳办法是把它们租赁出去，把企业的一定比例的利润作为管理人员经营企业的酬劳。1986年第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租赁合同发生在武汉汽车发动机厂，有三个人拿出了3.4万元作为租赁该厂的保证金。1988年5月份，国务院就小型国有企业租赁制订了一项规定。^[1]其直接结果之一是管理人员可以从企业外面招聘。在许多情况下，租赁导致了乡镇企业的私有化。几年之后，管理人员的资本会超过地方政府的资本，届时管理人员实际上会拥有企业。

公司化是导致私有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虽然最初政府把公司化限制在国有企业之间的股份交换，但不久就允许私人持股。私人持股的最早案例是1986年的三家广州国有企业，当时职工购买了他们自己企业的30%的股份。第一个被公司化的大型国有企业是沈阳汽车公司，它在1988年8月通过公开招股而成为沈阳金杯汽车公司。

1990年开张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和1991年开张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向公众发售股票。不过，中国政府为了确保自身不会丧失对上市国有企业的控制，它要求国有企业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的不得出售的国有股。

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私有化才真正开始启动。与许多其他的改革设想一样，私有化先从地方层面开始，随后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各地私有化中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国营部门所累积起来的巨大债务。例如，拿山东省诸城市来说，在1992年底，该市的150家国有企业中有103家处于亏损状态，总亏损达到14700万元，相当于该市政府18个月多的收入。在1992年最初开始私有化的时候，顺德市政府也遇到过债务问题。虽然大多数地方政府认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