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天，来自世界各国的18位专家，对国有企业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大家介绍了法国、德国、波兰、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经验，这些发言的信息量很大，对于与会者有很大的启发，我尤其要说，我们的评论员的评论也很精彩，所以对这样的会议进行15～20分钟的总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经过这两天的讨论，我想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面到底多大比较好。现在根据我们大家介绍的情况，包括于院长介绍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查尔斯·庇古介绍法国的情况，看来国有企业的面可能要适当地小一些。上海市韩正市长昨天见我们的时候也谈到，上海的国有资产有6千多亿元，其中有4千多亿元是经营性的资产，还说到上海要在今后三年内将这部分国有资产进一步改制，实现所有制的多元化。我想上海的想法和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一致的。从我们国家各省的经济发展和所有制结构关系来看，一般是国有制比重大的省发展的水平比较低，速度比较慢，比较典型的是东北三省。昨天宋冬林教授说到，吉林的国有企业占产出的比重从前几年的80%上升到82%，这可能是说国有企业的发达阻碍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当然从国有企业比重和经济增长的表现来看，可能目前上海还是一个例外，但今后会怎么样可能还值得我们考虑。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实现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如何降低国有企业的比重，我想我们国家可以主动地来降低，通过出卖、转让国有资产，或者让国有企业上市。当然也可以被动地降低，但被动地降低就会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就会破产。比如上海的纺织企业，原来在90年代初的时候占上海产出的大约30%左右，有47万职工，可是到了1990年代的中期，大量的纺织企业因为外地纺织企业的竞争，倒闭了，目前纺织企业职工人数已经下降到10万多人。关于主动改制的情况，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证研究。如果是改制的话呢，又可以分为内资进入的改制和外资进入的改制，或者是两者兼有的改制。我想上海的外资进入的改制要高于内资进入的改制，所以各地方的模式可能不一样。当然还有一种结局是，如果国有资产我们不做什么事情，如果非国有资产的增长速度大大地快于国有经济，实际上国有经济在总产出、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也会不断地下降。从最近十多年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在发生。所以说，我想国有企业的面不宜太大，这可能是从会议中得出的一个结论。

第二，就是国有企业治理的问题了。我想刚才我们的袁老师也谈到，国有企业治理要处理好的一个问题是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当然非国有企业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说企业治理问题、公司治理问题，从经济学上来说，并不是针对国有企业来说的，是针对所有企业来说的，特别是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分开的、分离的这种情况，所谓委托-代理的问题。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我想政府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是，如果对国有企业管的太死，国有企业就会被管死；但如果政府对国有企业管的太松，当然有可能国有企业会搞得很好，国家赚了很多钱；不过可能还会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国有资产也会流失。前几天有人向我反映，我们一家国有粮食市场的情况。政府在这家国有粮食市场投资了几个亿，后来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在境外成立了一家私营的公司，然后由这家公司来收购自己担任老总的国有粮食市场。在资产收购合同中，他把复印件给我看，买者和卖者是同一个人，只是卖者作为国有企业的老总签的是中文，买者签的是英文。但是，一看就是同一个人，就是把资产从左手卖到右手，而左手是国有资产，右手就成了私有资产。但我们可以想像，他是会如何定价？当然国有资产流失会有很多方式，和外单位合作、通过买卖都有可能，我们于院长也说了很多台湾地区的情况，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现在来说，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这样就引出第三个问题，如果要管好国有企业，既不能管得太死，也不能管得太松。管得太死，企业肯定没有竞争力，因为老总什么都不能做。管得太松，就有国有资产流失。所以可能有两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如何有效地衡量经理或者代理人的绩效，这个问题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