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持久的主题。哈维等人的研究不仅“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空间基因”，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拓展出新的“生产空间”。应该承认，空间生产、空间转移、不平衡地理发展、空间治理等理论洞见，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 空间维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资本论》就其核心而言只探讨时间，探讨剩余价值的榨取和流通，马克思仅仅看到一定空间与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更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在《空间的生产》（1974年）一书，列斐伏尔明确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已经由“空间之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而且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和延续。现代资本主义已不只是生产物质产品，更主要的是将空间变成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对象，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扩展为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已经通过“空间生产”得以缓解。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所谓的“现代”社会，空间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辩证法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必须改造成为“空间辩证法”。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并非一种预先被给定的东西，也从来不是空洞的中性的容器，相反，空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产物，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生产模式、每一个特定的生产关系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独特空间，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变化必定伴随着一个新的空间的产生。因此，“空间的生产”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秩序的建构的实践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空间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而且也是一个能动的再生产者。具体地，列斐伏尔从空间的三个维度——“空间实践”（space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表征的空间”（the space of representation）来解释空间的生产。在他那里，“空间的生产”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空间既是手段又是目标，既是生产的工具也是消费的工具，既是统治的工具也是抵抗的工具，既是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也是生产关系，更是其再生产的一个部分。因此，列斐伏尔强调指出，人类的研究活动如果缺少了空间的维度，其他的维度就会被片面夸大；空间维度的引入要求我们必须“重构”社会理论的整个框架^[1]。

遗憾的是，列斐伏尔的理论尝试模糊而充满歧义，始终摇摆于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2]。但是，面对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空间转向”的冲击，列斐伏尔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的“重新引入”显然具有积极而多重的理论意义。受其影响，哈维也认为，“马克思、马歇尔、韦伯和迪尔凯姆均具有以下的相同点：他们在考虑时间、历史与空间、地理的问题时，总是优先考虑前者，而认为后者是无关紧要的，往往视空间和地理为不变的语境或历史行为发生的地点。……诸种空间关系和地理布局首先产生的方式，在大多情况下，往往不引人注目，被人漠视。……马克思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接受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被视为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被排除在外。我的结论是，他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起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有地理和空间的观点，这因此破坏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理论。”^[3]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和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空间矛盾与斗争以及这种空间斗争导致的中心—边缘结构有了较多关注，但是他们的空间分析主要针对一些特定的问题，如民族自决、城乡关系、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对于空间的争夺等，也未能构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的元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明显倾向于对历史变革的研究而忽略了资本主义是如何生产自己的地理学”^[4]。

哈维认为，资本积累一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地理问题，把不同的领土和社会结构非均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地进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空间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