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题引论：“中国化”的结果、过程与机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前学界的热门话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以正确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结果”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出了什么，“过程”指如何“化”；而对“机理”的探讨则进一步以过程和结果为依据，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是怎样实现的，并且尽可能从中揭示出带规律性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由一系列内在机制要素，包括理论前提、实现主体、历史主题、国情条件、文化环境、实践基础等，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揭示这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也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发展及其内在“机理”。显然，对于“机理”的揭示较之对“过程”和“结果”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学科研究中一个更为重要的课题。然而，对“机理”的深刻揭示绝非易事。鉴于此，本文试图选取一个具体的视角，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深圳试验”到“中国化”发展过程的实证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中国化的演进逻辑，并以此纪念邓小平同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创建深圳经济特区的倡导者——诞辰110周年。

二 历史主题：改革开放及其历史与现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形成的。而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向世界、面对国情所作出的英明决策。

这是一个“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年代，我们应该紧紧抓住这种战略机遇期发展自己。但是，曾几何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极“左”思潮和“文革”的浩劫更把中国经济社会推向崩溃边缘。物质的匮乏引发经济社会的乱象，“逃港风”是其中一种反映，1962年夏天曾有来自12省10万多人云聚宝安欲逃香港。这种现象早已引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的深思。

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感触促进了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

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错误观念依然禁锢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年代（在另一端则是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推行改革开放谈何容易。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既然是革命就必然要触及传统观念和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那么，这样的革命如何破局呢？于是，另一个主题词浮出：思想解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开创未来的会议。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宗旨，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改革开放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指导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个理论前提。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首先要尊重基本国情条件，由此确认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理论是改革开放和重新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它告诫人们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能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实事求是，在经济领域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就是打破旧的经济体系，探索具有活水源头的新经济体制。

第二，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判断标准。邓小平一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明“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后来又总结出“三个有利于”，即改革开放中“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符合这个标准的改革开放行为，就可以大胆地去闯去干。

正是这两个理论前提，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伟大创新的理论根基。

三 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

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留下了光亮的篇章。众所周知，局部试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一大特色。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