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种社会经济体制与市场兼容思潮

这是西方两大思潮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亮点，这一思潮致力于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市场机制的融合、兼容或者综合。他们大多把市场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兼顾效率和公平，既区别于计划社会主义又区别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关于“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1]或泛指一种凸显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新经济组织形式、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制度。而部分西方学者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形成了兼容理论（Compatibility Theory，）、亲和理论（Affinity Theory）或协调理论（Coordination Theory），^[2]并且衍生出若干理论（如联姻论、股份制中性论、趋同论）、流派（如市场社会主义、可行性社会主义）、事件（如经济国有化和私有化运动）、政策模式或体制（如混合经济、第三条道路）。

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天然兼容论者，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非天然兼容论者。其代表人物有新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两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3]此即著名的“米塞斯—哈耶克诘难”。哈耶克推崇法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在他看来，这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而唯理的自由主义则是假自由主义，并鼓吹“新不可知论”，即人类应当“恰当使用理性”，应当承认“理性的无知”，而“人类在历史上所获得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都源于下述事实，即人类始终无力控制社会生活。”^[4]

颇具特色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传人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在三卷本巨著《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0年）中，提出了早期非兼容理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与市场经济在早期（15～18世纪）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有一个长达300年的互相磨合的过程。激进派大多是资本主义兼容论的怀疑者和否定者。其中，狭义激进派又称“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或“激进的社会主义”，有的称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用以区别所谓“官方”或“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随着20世纪下半期西方经济学所出现的大综合思潮，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兼容论者脱颖而出。^[5]他们在60～70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他们明确指出，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6]。美国的格雷戈里（P.Gregory）、斯图尔特（R.Stuart）、林德布洛姆（C.Lindbolm）进而提出“中性机制”（Neutral Mechanism）的思想，所谓中性论就是工具论，并指出南斯拉夫市场社会主义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经济体制的机制能够从一种（经济）环境移植到另一种（经济）环境中”^[7]；此外还有丁伯根的“股份制中性论”。但从总体上看，这仍然是折中主义二元机制论。此后还有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埃斯特林（S.Estrin）、米勒（D.Miller）、普兰特（R.Plant）、霍奇森（G.Hodgson）等人。他们在80年代把兼容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代表性理论有社会主义+市场的联姻论、社会主义市场主导机制论。这种市场导向的市场社会主义（Market-Oriented Socialism）克服了折中主义的二元机制论。市场社会主义甚至成为英国工党的政策基础。

美国市场社会主义者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是“特色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他不仅认为东欧各国而且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力图建立本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并认为：“如果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实验是成功的，那么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8]国内学术界一些同志也持类似观点：“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定义为市场社会主义与人本社会主义。”^[9]这是一种误解，即把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完全等同于市场社会主义。其实，尽管两者都重视市场经济、效率、民主和社会公正，但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大相径庭，其中包括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以及在理论基础和最终目标上的差异。

二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多元化自我调节方式和体制创新

20世纪70年代末，吸收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营养，出现了一种强调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致力于克服社会关系的矛盾性以摆脱危机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