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现代发展

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至20世纪20年代，强调市场作用和主张自由主义的思想占据主流地位。20世纪30年代危机导致了西方经济学说的重大转变，即占统治地位一百多年的斯密自由经济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新的经济理论以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为标志。

凯恩斯作为政府干预主义的代表，把国家看作是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国家也代表着一种积极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被用于提高总体经济的绩效。凯恩斯反对自我调整的经济能够在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上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其在1926年发表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中，表达了放弃自由放任主义的原则。他认为自由放任主义建立在两种假设之上，一是不断改善的环境是由不可阻挡的自然选择产生的；另一个是存在着无限的供私人谋利的机会，其效验和必要性激励着人们去尽力而为。

相反，凯恩斯在《通论》中解释了经济为什么以及如何会长期保持在高水平的失业率上，提出了通过政府的干预扩大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理论观点。政府发挥着对经济进行微调（fine-tuning）的作用。

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80年代，凯恩斯主义者有关国家经济职能的观点遭到了批判。公共选择和理性预期理论对凯恩斯有关政府政策制定的观点的根本假设进行了质疑，其代表人物分别为布坎南和卢卡斯，尤其是著名的“卢卡斯批评”对凯恩斯主义甚至是致命的。与此同时，表现不佳的总体经济使得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求理解宏观经济问题的新方法，并试图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后凯恩斯主义者对批评做出了回应，他们认为所有对凯恩斯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理论均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经济理论中的一个传统假设。凯恩斯尤其关注这个假设，这个假设认为个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的，而且他们拥有有关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完全知识。而事实上，这些假定中的每一点都无法准确地描述真实世界。

除了理性假设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经济中存在的具有根本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概念破坏了理性预期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基础。“如果不确定性是经济环境的典型特征，那么和布坎南的观点相反，政策制定者将无法确定什么是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政策。……同样的，如果个体经济行为人面临着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理性预期将不会使政策变得无效。”^[1]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人类行为是由习惯、制度、从众行为和“动物精神”驱动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完全无法预见到我们的行为将会引起何种结果，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对经济分析中的决策采取了一种行为主义的态度，而不是遵循理性假设的指导。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除了我们在其他地方分析的经济理论方面的基础和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事实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在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对抗时围绕经济计划展开的讨论取得的一些结论的影响。

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政府职能的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得战后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领域，国家干预主义盛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重建，亚洲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致使紧接战后的时期，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迫并且愿意采取高度干预主义的立场”。^[2]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通论》中的若干论点的理解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分歧，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一个是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3]，另一个是新剑桥学派。而制度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复杂的认识。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认为：“与老的新古典经济不同的是，新古典综合派并不认为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充分就业就会出现。但是它却相信，通过适当地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早期古典主义的真理就仍然会恢复它的理性。”^[4]

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致资本主义黄金期经济管理的干预主义模式开始变得日益困难。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对待政府的态度发生的显著变化，原因之一在于“支持干预主义政策的理论是不充分的”^[5]。一直流行到20世纪70年代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支持政府干预的共识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解释了市场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