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4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披露的信息，目前全球85位富翁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从底层起全球一半人口所拥有财富的总和；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110万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从底层起全球一半人口所有财富的65倍。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1980年以来，美国1%最富有人口的收入增长了150%；2009年金融危机后，他们获得了新增财富的95%。

近年来，“占领华尔街”这场草根运动，逐步蔓延到主流社会、政坛和学术界。2013年夏，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经济展望杂志》以“最富有的1%”为题，举办了专题学术报告，系统地介绍了不同学派的观点。了解这场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收入分配理论的最新动向，对进一步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税收制度累进性质的减退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

过去30多年来，学术界关于收入差距扩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工资的职业分布、工人的技能、教育津贴的增加以及科技进步和全球化，对工人的知识和技能在需求和供给等方面的影响。显然，这些因素不足以解释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和财富的迅猛增加，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间最富有的1%阶层收入和财富变化的差别。根据库兹涅茨的假定，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变化呈倒U形曲线。然而，美国近100年1%人口收入份额的变化却呈明显的正U形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贫富两极分化呢？

美国税收制度累进性质的减退，无疑是收入和财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根源。这种减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过去40年来急剧下降。最高收入阶层的法定边际税率，由20世纪60年代初的91%，降低到1988年的28%，然后又回升到1993年的39.6%，最后下降到目前的35%。第二，公司收入税占GDP的比率下降了一半，由20世纪60年代初的3.5%～4%，下降到目前的2%，与此同时，公司利润占GDP的份额却没有下降。第三，用于支付社会保障退休计划和医疗保险的工薪税（payroll tax），由20世纪 60年代初的6%，增加到90年代和目前的15.3%。由于该税种只对工资收入的前9万美元征税，因而对高收入阶层的负担较小，对他们的投资收入不构成任何影响。

工人技能和教育津贴的增加以及科技进步和全球化，对工人的知识和技能在需求和供给等方面的影响，在主要发达国家都发生过。那么，为什么1%人口收入份额的变化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等英语国家，呈鲜明的正U形变化，而在法国、德国、日本和瑞典等发达国家却呈正L形变化呢？Alvaredo等在《从国际和历史的视野看最富有的1%》一文中证明，最高边际税率的减少与最富有的1%阶层税前收入份额的增加密切相关，美国这期间最高边际税率减少了47%，最富有的1%阶层税前收入份额增加了10%。而在德国、西班牙和瑞士，由于边际税率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减少，因而最富有的1%阶层收入份额也没有增加。Alvaredo等还运用最优税收理论、供给学派理论、最新的劳工市场搜索理论、工资定价理论，以及边际税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由于最高边际税率大幅度降低主要发生在经济增长较慢的美国和英国，而没有发生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因而边际税率的降低并没有像供给学派和最优税收理论所期望的那样将蛋糕做大。恰恰相反，它增加了管理层与劳方讨价还价的动机，其结果是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份额，在牺牲99%人口收入份额和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得到增加。

二 曼昆对“1%”的辩护

1.曼昆的乌托邦王国

曼昆先假定，一个完全平等和高效的乌托邦王国突然被企业家的创新所扰乱，如乔布斯发明iPod、罗琳出版《哈利波特》，或者斯皮尔伯格推出一部好莱坞大片。需求与供给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这些企业家通过公平自愿的交易成为富翁，与他人之间形成巨大的收入差距。那么，政府是应当维持收入差距的现状，还是为此而悲叹，并用税收手段，将企业家多得的全部收入平等地转移给所有其他社会成员，以恢复最初的平等呢？

2.不平等未必是无效率

曼昆指出，一些厌恶不平等的经济学家们倾向于认为，不平等通常会造成效率的损失，因为许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特殊利益集团寻租活动的结果。但是，曼昆难以相信当前的寻租活动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而20世纪70年代富人收入的份额远低于今天。曼昆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