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仅次于马克思被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最多的德国经济学著作，它不仅对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19世纪下半叶俄国、日本、匈牙利、意大利的工业化和战后韩国、我国台湾的经济起飞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有美国学者曾指出，“这位长期被忽视的人物对欧洲和东亚工业文明发展的影响比马克思或亚当·斯密都要大”。李斯特的著作曾对民国时期的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李斯特经济学在我国却受到了严重忽视。然而，一旦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之时，李斯特作为“所有追求独立和富强的后进国的先知”就不能不成为我们重要的先驱。

一 李斯特经济学对当下中国的直接意义

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是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精髓，其核心宗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强调生产力发展对国民财富和经济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影响。李斯特指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所谓财富的生产力也就是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不同的经济活动在创造财富的能力是不同的，只有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才能富国裕民。长期以来，我国以数量增长为核心的GDP挂帅发展观直接违背了李斯特主义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而对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质量经济活动的我国来说，比较优势理论更是误国误民，发达国家的崛起无一不是通过国家保护创造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结果。

其次，强调经济政策制定、国家发展战略选择和经济理论应用的时空特定性学说。李斯特指出，经济学应该以事物的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根据，并通过总结到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有关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三阶段论：落后国家为了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可以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但当一国奠定了初步的工业基础之后就必须实行贸易保护；而当该国通过贸易保护开始进入发达阶段之后，就应该恢复自由贸易。李斯特这一国家发展战略体现了以时空特定哲学为基础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指导思想。目前，教条主义支配了中国经济学界，我国应破除对自由贸易神话的痴迷，把贸易保护看作是与自由贸易具有同等地位甚至比之更重要的政策手段，对于发达国家“保护自己的市场，打开别国的市场”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国家是比个人和市场更为基本的力量，它不仅塑造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关系，而且也是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石。对外建立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经济关系，对内建设社会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这是自由市场根本无法承担的两大重担，“驾驭市场”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相继崛起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成功经验，因此，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如果放任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国家就会被强势利益集团和买办势力所支配。

二 李斯特经济学需要重大修正和发展

李斯特经济学诞生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17世纪至19世纪后期）的中晚期，在他之后，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变化，历经了从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阶段到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帝国主义的出现。因此，虽然李斯特经济学的基础原理对当下中国仍具有直接的应用价值，但由于它长期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得到相应发展，这就造成了我国虽不乏李斯特经济学的推崇者，但他们并不能对当代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和我国面临的挑战做出李斯特式的深入分析，因而也就无法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泛滥做出毁灭性的批判，更不用说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提出一套李斯特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和长期发展战略。

在过去十多年中，虽然赖纳特和张夏准在某些方面发展了李斯特经济学的基础原理，但他们却没有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对其做出重要修正。“创造解释学”是修正旧学说、发展新学说乃至创立新学派的不二法门，君不见，马克思不就是通过对英法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吗？熊彼特不也是吸收并杂交似乎水火不容的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各自的成就从而创立熊彼特经济学的吗？正如熊彼特自己所建议的，人们不应把他的学说看作一种教条，而只不过是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