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问题突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严重、资源消耗巨大等方面。为了应对这种态势，我国政府首先在2009年采取了扩大政府和社会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不仅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产能过剩行业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维持与扩张。事实证明，采用多年来的传统老办法进行宏观调控，效果并不理想。

新一届政府面对这一形势，改变了调控思路：首先确认当前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转变生产方式的状态，是我国经济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将持续存在的经常性状态，是一种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的经济增长状态有较大区别的状态。因此，可以将这种状态称为“新常态”。其次，在看待调节经济活动的方式上，确认了要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以市场作为进行资源配置和调节的决定性机制，发挥其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发挥政府的重要保障和适当的调节作用。于是，我国政府在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主要就是保障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转，从多方面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创造有利条件，当然也不排除有限的适度调节——“微刺激”政策。

二 “新常态”意味着什么？

我国经济的“新常态”不仅是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同时，也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特点所决定的。

从世界经济情况看，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在追求高额利润动机驱使下，将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具有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的作用，同时也使发达国家的经济更多依赖高附加值的生产与研发，更多依赖于服务业和金融业，导致一定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和“产业虚拟化”。另一方面，在服从于经济发达国家主导的（特别是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与资本市场更紧密地将各国经济纳入其体系之中。于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从事大量商品生产，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进行金融和资本控制的格局，就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种常态。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其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并扩展和波及全球后，世界经济相对于前几十年的低迷格局，就成为一种“新常态”。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下，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主体是承接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低附加值加工和制造任务。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和改革的进程，但其副作用也是明显的。国内高耗能、高污染生产的增加，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依赖性的增加，经济结构朝外向型、低附加值、低端产品或零配件制造倾斜，国际收支的账面顺差与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以及受制于美元政策变动的不利地位，等等，这些都加剧了我国目前“新常态”的形成。

当然，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片面追求GDP高增长、缺乏市场经济下必要的法制和制度建设、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等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产能片面过剩所积累的问题，则是形成今天“新常态”的内因。

“新常态”已是既成事实，当然需要政府采取适当的对策。“微刺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尽管“微刺激”政策也许带有某种被迫产生的成分，但它还是具有一些积极的理论意义的。

三 现有经济政策的特点和局限性

在调控宏观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倾向方面，自从有了经济学以来，就有两种基本的方向：其一是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直至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认为自由市场运作具有自我调节的良好机制和功能，而且会得到较好的结果；其二是自重商主义以来，直至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认为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并非永远有限，在特定情况下，政府必须出面加以干预，以拯救经济危机和严重萧条。这两种理论和政策主张，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轮流居于主导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30年左右，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是凯恩斯主义的干预理论和政策占据主导地位。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则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占据主导地位。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