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有关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其核心问题都是解释长期增长背后的源泉或机制。从罗伯特·索洛开始，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视为长期增长的源泉。但是，在这些要素积累式增长的背后，却存在着隐性的制度性假设：产权制度和市场交易体系是完整的，并且是固定不变的。这种研究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绩效的框架，在那些认为制度对经济有着根本性影响的人看来，是有十分重大的缺陷的。因此，我们应该质疑：是什么导致了这些要素的增长或变化，从而最终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绩效？新制度主义把产权制度看成增长背后的主要源泉。美国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达龙·阿塞莫格鲁^[1]则把制度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把政治制度视为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源泉。他对政治制度变迁以及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构成了他的制度增长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说是对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综合，是近十多年来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本文旨在对阿塞莫格鲁有关制度增长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就目前国内经济思想史学界对阿塞莫格鲁的制度增长理论的研究而言，主要存在两点缺陷。第一，研究缺乏整体性。大部分文献综述都是对阿塞莫格鲁的某一种理论、某几篇文章或某一本书进行梳理，很少把相关的文献都包括进来，缺乏对阿塞莫格鲁的不同理论和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总结，从而增加了对阿塞莫格鲁进行学术定位的困难。第二，既有文献往往是通过与其他经济学家的比较来介绍阿塞莫格鲁的理论和思想的，这虽然有助于人们了解其研究，但阐述可能不够深入。本文试图克服这两个缺陷。

本文将着重梳理阿塞莫格鲁关于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绩效的理论研究，阐述其关于制度如何持续与变革的理论，分析阿塞莫格鲁关于制度如何影响长期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最后进行总结和评论。

二 阿塞莫格鲁关于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绩效的理论研究

（一）制度持续与变革的原因与动力

1.制度持续与变革的原因

阿塞莫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研究制度持续与变革的原因。在其与罗宾逊（Acemoglu & Robinson，2006c^[2]；2008^[3]）合作的两篇文章中，阿塞莫格鲁把社会分为两个群体：精英与平民。精英与平民在经济中的分工不同。平民是劳动者，其劳动供给无弹性；精英是生产者。如果经济制度由平民主导，那么平民获得全部的产出，精英获得零经济利润；如果经济制度由精英主导，那么精英会从平民的劳动产出中获得一部分租金，而由于租金对平民劳动供给的负激励，产出会变得更少。

在这个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中，阿塞莫格鲁主要关注的是制度的持续性问题：制度在长期中有自我维持的倾向，并不容易实现变革。但是阿塞莫格鲁同样对制度变革的动力做了大量研究。这里的制度变革，往往以民化作为研究对象。

2.制度持续与变革的动力

制度变革的第一个动力来自革命的威胁（Acemoglu & Robinson，2001^[4]；2006b^[5]；2006^[6]）。然而，这个革命的威胁却未必可信。原因在于，人数越多，集体行动中的摩擦和冲突也越多，又需要大量的经济资源作为支撑，因此组织大规模革命行动的协调成本和信息成本非常高，革命成功的概率就非常小。

当面临革命的压力越来越大时，精英可以有三种应对方式：一是精英可以镇压潜在的革命，同时依旧采取既定的政治政策、经济政策和资源配置方式；二是精英可以承诺做出让步，通过采取有利于民众的政治政策、经济政策和资源配置方式来降低革命的可能性；三是精英可以承诺进行民主化改革，并要求在改革之后获得一定的补偿。精英的这三种承诺是否可信，取决于镇压革命的成本：当镇压革命的成本很低，精英会维持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现状；当镇压成本超过精英让步所承受的损失时，精英会改变政治政策、经济政策和资源分配方式；当镇压成本非常高，超过了民主化给精英带来的损失时，进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就成为必然。

引起制度变革的第二个动力有可能来自经济制度。因为经济制度可能会影响镇压或革命的成本；而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无论在非民主还是民主社会中精英与民众的经济利益都是不同的，这关系到改革或革命的激励强弱问题。

制度变革的第三个动力可能来自技术进步（Acemog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