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赤字与国家公债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中极其重要而又关系最为密切的两大问题。研究这两个问题，不仅对认识西方国家经济现实，而且对认识我国目前以及今后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些问题都有很大意义。

一 西方有关理论的回顾

在财政赤字与国家公债的利弊得失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在19世纪与20世纪是截然相反的。19世纪主流经济学一直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是，财政支出应遵循厉行节约、“量入为出”的原则，不要赤字；公债是当代人对下代人的犯罪，政府应尽量减少发行公债。为什么要这样？他的解释是：财政追求的最高目标应当是“廉价的政府”，政府应尽量减少对资源的消耗，政府的性质和职能是“守夜人”。斯密有这些观点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私人企业的竞争，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人数还有好多，社会经济波动的幅度及其危害性也不太严重，社会矛盾也没有达到很尖锐的程度。因此，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介入程度还不需要太深。在这样的情况下，属于那个时代的古典经济学在财政政策方面就一定是主张量入为出的年度平衡预算政策。既然政府不过是“守夜人”角色，政府不应当也不可能直接参与国民经济的运行和活动，让经济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和决定可以取得更好的效率和结果。斯密认为，政府绝对不应当用发行公债来影响私人资本的积累，绝对不应当用公债形式来把私人资本对生产劳动的维持和运用变成政府的收入并用于政府的消费活动。大卫·李嘉图的财政思想差不多也是这样。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和斯密一样，李嘉图把国家支出全部或几乎全部看作非生产性消费，因而主张尽量压缩国家财政开支。在李嘉图看来，正确理解国家的活动范围，减轻赋税负担，压缩国家经费开支，对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在公债问题上，李嘉图则与斯密一样持否定态度，认为举债是将生产性资本转向非生产性消费，影响资本积累。李嘉图还提出了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命题”。此后的一些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如萨伊、马尔萨斯等人也持有相似的年度平衡预算的观点。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年度平衡思想无论是在实践还是在理论方面都遇到了巨大挑战，这种挑战肇始于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1929年开始的大衰退，动摇了西方经济学家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内在稳定机制的信念，把政府干预经济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大萧条及原有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发生衰退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方法去刺激总需求。由于政府支出来源于政府税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导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产生。凯恩斯指出：“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结果可以使社会致富。如果政治家因为受经典学派熏染太深，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则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事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他在举债支出的附注中还说明：“‘举债支出’是一个很方便的名词，包括一切政府举债净额，不论政府举债是为兴办资本事业，或为弥补预算不足。前者增加投资，后者增加消费倾向。”^[1]这是财政赤字观的一次大的转变。这样，凯恩斯就提出了积极财政政策，主张在衰退时期，政府不必坚守“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而应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增加投资和扩大总需求，拉动经济尽快走出衰退。

此后，凯恩斯的理论不断得到发展，最终形成了所谓“周期预算平衡论”。这种理论主要由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A.汉森提出，长期成为西方国家正统理论。这种理论又称“长期预算平衡论”，主张财政要发挥反经济周期的作用：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消除衰退，政府应该减少税收，增加支出，有意识地使预算形成赤字。这既可直接扩大投资和消费，补充私人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又可间接地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有效需求水平。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应该增加税收，紧缩开支，有意识地使预算形成盈余。这既可直接压缩投资和消费，抵消私人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过旺，又可间接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