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在中国受到极大的关注，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献主要关注的是获奖者的学术成就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启示”，甚至对这个奖项的批评都不多见，更鲜有对这个奖项的性质的探讨。本文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进行分析，首先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观点作一简介，然后运用其中的ANA方法，明确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网络的重要元素这一性质，并以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何授予法国经济学家让·悌诺尔为例，来证明这种性质，最后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性质，提出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需要具备的几个条件。

一 科学知识社会学简介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脱胎于传统的科学社会学，是得益于科学哲学的发展而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个科学社会学分支学科。^[1]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学家和以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是SSK的两个直接源泉（Hands，1997）。

1931年，苏联科学家鲍里斯·赫森（Boris Hessen）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把牛顿的物理学成就视为适应资产阶级技术需要的产物。后来，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学家约翰·D.伯纳尔（John D.Bernal）将18、19世纪的科学技术等同于工业化过程和资本积累过程，解释了现代科学为什么与工业资本主义同时出现，为新的社会主义科学——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不是服务于剥削力量和资本积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Hands，1997），从而“跻身于探讨现代科学与工业和资本的相互交织关系的首批学者之列”（皮克林，1995）。SSK的另一直接源泉是“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默顿采用规范、文化价值等社会学元素，研究那些决定着科学的影响力、发展方向和科学面貌的外部因素，研究使科学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制度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获得其合理性，并保持了科学的社会地位（默顿，1973）。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学家还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都没有质疑科学的客观有效性，都认为科学提供了关于客观世界的可靠知识，他们研究的只是使科学事业得以成功并保持其地位的特定文化环境。与此不同，SSK不仅质疑科学形式的普适性，而且认为科学的内容也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过程的结果。本文采用的科学社会学方法主要来自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哈里·科林斯（Harry M.Collins）、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无论是强纲领还是社会建构主义，它们与传统的科学社会学的最大区别在于，传统科学社会学强调科学的形式和发展方向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SSK则认为，除了科学的形式和方向之外，科学的内容也是社会过程的结果。

社会建构主义的代表之一拉图尔所倡导的“行动者—网络分析”（Actor-Net Analysis，ANA）是本文主要采用的方法。ANA把科学视为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相互作用的领域，二者的地位是平等的。科学是这两类“行动者”（非人类的实体也有行动能力）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两类“行动者”相互依赖、相互沟通。

二 科学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性质

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尤其是社会建构主义的“行动者—网络分析”（ANA）的角度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在西方经济学界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网络中的一个元素，被用于排斥异己，强化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要论证这一观点，只需逐一分析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年的获奖者，结合经济学的发展史，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哪些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哪些人应该但却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是在“经济科学”的研究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Lindbeck 2014），但这里所指的“经济科学”显然是新古典经济学。从1969年首次颁发以来，截至2014年，共有75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可以按照这些获奖者的贡献，把他们的研究领域分为理论和方法两大类。在理论这一类中，参照Lindbeck（2014）的标准，又可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交叉学科三种类型。先来看因理论贡献而获奖的经济学家，无论对理论进行怎样划分，绝大多数获奖者都来自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体的正统经济学这一阵营，鲜有的例外是1974年的获奖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冈纳·缪尔达尔。前者是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