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9年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已有45年的历史，获奖者的贡献涉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跨学科研究以及经济分析新方法等四个领域。仅从微观经济学领域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概括为经济学理论的深化、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以及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三个方面。

一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就微观经济学理论而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福利经济学、管制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领域发展与完善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1.福利经济学的不断深化

在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以霍布斯和庇古为代表，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旧福利经济学遭到了罗宾斯、勒纳、霍特林、卡尔多、希克斯（1972）^[1]、希托夫斯基、伯格森、萨缪尔森（1970）和阿罗（1972）等新福利经济学家的批判。新福利经济学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基数效用论，并认为福利是在自由选择条件下的个人偏好的满足。他们以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建立起一般均衡论，以实现“最大社会福利的最适度资源配置”。新福利经济学又分成“补偿原则论派”和“社会福利函数论派”。以卡尔多、希克斯（1972）和希托夫斯基等为代表的补偿论者认为：在现实的社会变革中，只要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就可以认为这种改变会增加社会福利，因而是可取的；而伯格森、萨缪尔森（1970）和阿罗（1972）等人则引入社会福利函数。阿罗（1972）则认为，在社会福利函数中无法从不同的个人偏好次序中推导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阿马蒂亚·森（1998）对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批判性重建。森（1998）突破“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又针对伯格森、萨缪尔森（1970）将社会福利仅仅看作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衡量福利的标准，即“能力理论”。

2.公共经济学理论的突破

长期以来，以萨缪尔森（1970）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分析的焦点集中在竞争性的市场行为以及规制性的政府行为，即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私人物品由市场提供。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9）摈弃了这种传统，从制度角度人手，探讨一群人如何自行组织起来解决公共资源问题，进而提出自主治理这一公共资源研究的新范式，使公共品供给理论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奥斯特罗姆（2009）提出，人虽然是自利的，但是会尽可能去解决问题，而且会进行协商、合作并建立相应的制度彼此约束，因此，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应该转向“一群相互依存的人们如何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并通过自主性的努力（并非由政府做指挥），去克服搭便车等问题，以实现持久性共同利益”。

3.管制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开辟

20世纪30年代初，张伯伦与琼·罗宾逊对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深刻剖析使人们认识到市场竞争的固有缺陷。与此同时，微观经济学所取得的进展已经清楚地表明市场失灵的存在，而政府管制可以来纠正市场失灵。但是，这些分析都将政府行为确定为外生变量，并不考虑政府行为本身的经济后果。斯蒂格勒（1982）在《经济管制论》（1971）首次使用实证方法，通过案例分析考查了管制产生的原因、过程以及管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斯蒂格勒的研究工作之一是调查经济立法如何影响市场。他对经济立法效力的研究使得管制立法的产生，并为经济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由于斯蒂格勒（1982）研究的突出特色，他被公认为是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经济学与法学以及政治学交叉研究的带头人之一。

4.管理经济学“理性”假设的挑战

管理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的一门学科，为企业决策和管理提供分析工具和方法。在西蒙以前，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完全理性与最优化原则，即决策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但赫伯特·西蒙（1978）认为，现实中的管理者或决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决策理论必须考虑人的基本生理限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及其相互影响的限制。

5.劳动经济学理论的修正和补充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假设下，认为价格可以引导交易双方随时都可以找到对方，从而实现供求均衡，资源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