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微型金融服务的性别定位

赋权是女性反贫困的突破点，即可通过公共资源的授予、转移或配给增强弱势女性的支配能力、决策权力以及社会参与的主动性。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认识到女性在社会资本、经济参与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与男性的显著差异，以其独特的女性人文关怀主义创建了孟加拉乡村银行，力求优先向贫困妇女提供金融服务。从服务对象的性别定位来看，孟加拉乡村银行女性信贷客户的占比高达97%。关于微型金融特别青睐女性客户的原因，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解释。

第一，规避风险。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具高尚的道德主义情怀，也更信守承诺和信用。Anthony（2003）指出，在内化价值效应和声誉预期的作用下，女性的信贷活动比男性更具亲社会性，她们通过多层面的自我构造，以诚信、合作、利他、牺牲等精神为载体，实现社会期望、组织声誉与自我选择的联结。其研究有两个假设，一是女性借款者的贷款违约率更低；二是互助组织中女性借款者的占比越高越有利于信贷偿还。为了定量考察女性亲社会价值观对微型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影响，他采用Huber/white/sandwich估计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互助组织中女性占比每增加1%，贷款违约风险降低2.86%。Espallier al.et（2013）也认识到，声誉对女性更具激励作用。他将信贷风险的性别差异定义为“好女人”（Good-women）和“坏男人”（Bad-man），利用70个国家350个MFI机构1998年至2008年的统计数据，以30天信贷逾期率、实际贷款冲销率为被解释变量，女性借款者的占比、微型金融机构是否制约性别敏感性政策为解释变量，以二元结构、人类发展指数HDI、投资增长率为控制变量，研究发现女性信贷风险的概率比平均值低2%，贷款冲销率仅为1%，女性借款者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这种效应强健而持久。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他进一步阐述了微型金融服务选择支持贫困女性的原因：第一，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从事高风险或季节性的产业，农业等债务豁免政策的直接干预破坏了男性信用环境；第二，保守的投资策略使得女性的贷款投放更集中于资金周转快的小商业，充裕的现金流保障了定期偿还；第三，女性更易受到同伴压力的影响，且对信贷官员的干扰更敏感；第四，女性的时间机会成本低于男性，更渴望获得更多的信贷配给；第五，女性的流动性较弱，一般倾向于留在家或附近工作，降低了监管成本。

与上述观点不同，Phillips和Bhatia-Panthaki（2007）举例证明了微型金融可能导致信贷危机。他们利用2006年赞比亚小微企业的经营数据发现，由于风险厌恶、有限理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女性主导的小微企业缺乏长足的增长机制，大量的信贷逾期衍生出风险融资市场的“中层缺失”（Missing-Middle）。Mayoux（2001）和Cull et al.（2008）认为，金融机构不应仅关注金融机构的贷款偿还，还更要关注MFI的可持续发展。微型金融机构以女性作为重点客户，特别是小额信贷产品过度瞄准女性，会滋生女性化的信贷债务；同时，在债务陷阱冲击下，女性又将逐步走入贫困循环累积的轨道。

第二，兼顾绩效。对于微型金融机构本身来说，女性并不是正规金融争夺的传统客户，微型金融机构在帮助女性提高社会地位的同时，还可以为自身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这种社会效益来源于妇女比男性更关注子女的教育、营养与健康的改善（李树杰和唐红娟，2010）。Holvoet（2004）以投入—产出模型为理论依据，比较孟加拉乡村银行中的男性/女性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发现，与父亲组相比，母亲组对男童人力资本改善的作用有限，但女童的受教育水平显著上扬。其中，女童的入学率和识字率分别翻了3.8倍和7倍，受教育年限增加幅度约为2.4～3.3年。DeLoach和Lamanna（2011）的研究证实，印度尼西亚微型金融项目对儿童健康具有积极效应，这是因为，第一，微型金融服务增强了母亲的社会资本及健康意识；第二，女性收入能力提升更有助于家庭资源平等配置。Ssewamala al.et（2012）对印度艾滋病孤独儿童给予了特别关注。他追踪了女性互助组织倡导的综合微型金融项目，采取多层次分析模型将286个样本分为基准组、10～12个月治疗组、20～24个月治疗组发现，与控制组相比，治疗组中艾滋病儿童的抑郁症明显缓解。

Mersland和Strom（2009）和Hartarska（2011）的研究则反映出组织结构性别多元化为微型金融机构兼顾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