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天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自改革后就开始了。除了社会主义性质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是西方早就提出的而且在历史上实践过的“混合所有制经济”（Mixed Economy）概念。从中国改革实践看，今天的经济体制本来就是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共存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值得指出的是，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来说，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形式、市场形式和企业组织形式，它也是集聚社会和政治属性的经济制度、结构和发展模式。而通过概念上的偷梁换柱，把“国有私有资本混合型企业”说成是“混合所有制经济”，那就更使后者具有政治色彩了。

一 西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社会属性

首先，从西方发展历史和路径看，其今天所实行的混合所有制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本身就是对资本原教旨主义和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极端自由主义及其“市场机制决定论”的偏离。这种偏离是西方社会、经济、政治中各种力量对极端资本化、市场化进行抵抗作用的综合产物（龙斧、刘媛媛，2009）。它体现了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价值观变化，因而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也证实了世界上没有脱离社会价值观的“纯粹经济发展模式”。

其次，西方国家实际都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尽管程度不同、形式不同、领域不同、侧重点不同、国有与私有成分比例不同，但无论在实践模式还是在理论定义上，都指的是在一个经济制度中的某个（些）领域里存在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而不是在一个企业中把实际所有权不同的资本混合在一起的组织形式，更不是把性质、目的、结构不同的资本混合在一起。因此那种把“资本混合型企业”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混为一谈的手法无异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再次，西方混合所有制经济所具有的上述各种“不同”表现了西方国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在结构、政策、方法上并非追随骥尾或照本宣科，并非遵循某个统一的市场结构模式，并没有某个统一的社会价值观指导。它们多是根据自己国家生产力水平、资源条件、发展路径和现状、社会发展要求、社会价值观体系及其变化等，来发展、形成自身的混合所有制模式和政策。

最后，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表现了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中对市场机制的一种社会约束，对私有资本唯利是图、无孔不入本质的一种社会约束，对私有资本导致的社会发展市场化、商业化的一种价值观约束。这些约束共同构成西方国家在各自经济体制内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社会属性和动因。比如，今天在一些领域里（如医疗、社保、教育、住房），西方不搞极端市场化、私有化、商业化、利润化（如所有私立大学都是非营利性组织），正是这些领域体现了西方所认定的“民生、民权、人道和人本”，反映其社会事业、保障领域发展、建设的最基本价值观准则。再比如，西方国家根据其社会价值观取向、准则认定埋葬逝者的土地不能让私有资本用来获取商业利益，从而由政府和事业部门对其进行非营利性管理，有国有、集体、社区管理等各种模式。如果用私有资本增长、谋利为衡量的话，其效率效益完全低于中国今天墓地管理的私有化、商业化、利润化模式（港台商人根本无法到西方去投资、买地从事殡葬业）。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公共设施以及许多文化领域里，西方许多国家都实行国有、集体、政府事业管理的“经济”形式，从来不因为其他国家怎么做或因为“效率效益”追求而亦步亦趋。其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准则和取向就是，这些领域不是通过私有资本的增值、剩余价值的积累来衡量其效率效益的。又比如，在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型、支柱型、开拓型、资源型和体现社会民生型、社会正义型等领域里，采取国有为主导或国有、私有混合经济形式。在哪些领域里只有国有企业，在哪些领域里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又在哪些领域以私有企业为主则根据西方国家价值观取向来决定。所以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今天，西方国家（包括英美）在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仍然在许多领域保留了国有企业，如重工业、机械工业、军工、航天、电力、煤炭、煤气、石油、汽车、飞机制造、钢铁、天然气、各种自然资源开采加工、铁路、海运和航空部门、运输业、银行、环保、邮政、通信、医院、医疗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