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推进新型城市化作为我国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战略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然而，以政府人为造城为特征的土地城市化路径，是形成当前“空城”现象、人口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城市化水平偏低和“空城”并存的背反，彰显了旧有城市化路径的不适。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现象，迫切需要从理论角度揭示其根源。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大量农村人口无法转移到城市，原因固然很多，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城市人口聚集功能不强。城市只有为企业提供足够的聚集经济即外部经济收益从而为其提供生产率优势，才能吸引企业向城市的聚集从而带动人口的聚集，这是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内生力量。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城市能否为企业提供这种生产率优势？中国城市聚集经济效应的微观基础是什么？本文拟利用大样本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构造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聚集经济代理变量，基于企业生产率模型，检验中国城市聚集经济的微观基础及其相对重要性，并探讨其对优化我国城市化发展路径、加速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具有的重要政策含义。

二 城市聚集经济的研究回顾

对中国城市聚集经济的微观基础的深入系统研究还是空白，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主旨。有别于国外已有研究，本文拟利用大样本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及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地理数据，克服已有文献仅仅使用区域和行业加总的横截面数据所造成的缺陷，从而能从企业这一微观视角更为准确地考察中国城市聚集经济的来源。

三 分析框架与计量模型

（一）理论基础

城市经济学理论表明，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机制在于，为企业提供足够的聚集经济即外部经济收益，从而为企业带来基于区位抉择的生产率优势。这种生产率优势是吸引企业进一步向城市聚集的市场力量，企业向城市的聚集带动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是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内生力量。

然而，城市聚集经济究竟是通过哪些渠道影响企业生产率的，这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城市聚集经济来源或称微观机制。自Marshall（1892）研究之后，本地劳动力市场共享、本地投入-产出联系及本地技术外溢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城市聚集经济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微观基础。

检验城市经济聚集的经典方法是在生产函数框架内加入经济聚集的代理变量检验其是否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本文研究拟在两个方面对此做出改进。一方面，大多数研究使用城市加总或行业加总数据进行检验，从计量方面来看，这种方法无法避免加总数据所造成的变量测度偏误，从理论方面来看，城市聚集经济效应反映在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方面，而使用加总数据无法从最微观的层面来分析城市经济聚集效应。为此，本文选择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所提供的企业微观数据来克服这些缺陷。我们基于Marshall（1892）的经典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投入共享、劳动力共享及知识溢出等城市经济聚集效应的三种来源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此外，还进一步构建城市产业规模来捕捉以上三种来源无法体现的企业间技术外溢效应。通过这些工作，能够系统深入地揭示中国城市经济聚集的微观基础，并检验不同的微观基础的相对重要性。

（二）计量模型

检验城市聚集经济的经典方法是在生产函数框架内加入经济聚集的代理变量检验其是否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使用企业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记为LP）作为因变量，建立如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lnLP_it=α+β₁lnKLRATIO_it+β₂lnLQ_jmt+β₃lnLABMIX_jmt+β₄lnTECHSPILL_jmt+β₅lnAVERSIZE_jmt+β₆lnEXSHARE_it+β₇lnMETROTVS_jmt+u_it　　　　　　（1）

其中，i为企业，t为年份，j为行业，m为城市。为解释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首先，我们引入两个企业特征变量作为自变量：企业资本劳动比（KLRATIO）、出口比重（EXSHARE），前者反映企业要素投入及其匹配，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函数揭示了其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后者反映企业对外开放度，已有研究已经证实对外开放度对企业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

其次，我们用以下三个变量来捕捉城市经济聚集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这三个变量的检验可以考察城市聚集经济的微观基础，这也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变量。

1.企业所处城市和行业的区位熵（Location Quotients，记为LQ）。我们用该变量来代理本地投入-产出联系，反映供应商或上游行业及消费者或下游行业在城市的集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