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借助一种“两国模型”对电力市场的整合进行分析。在该模型中，加入了国家调控机构和巨额公共基金等要素。如果两个国家的发电成本极其相似，负面的“商业偷窃效应”大于有效收益，那么在整合之后，两国原来的福利反而会减少。当两国发电成本悬殊，那么整合进程将会对福利起到增益作用。电力出口带来的收益将会改善出口国的总体福利水平，与此同时，电力进口国也能从较低的价格中获益。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自给自足的方式，市场的整合将刺激投资的热情。然而在当前，投资效率仍然较为低下，特别是在输送设施方面。搭便车行为降低了对电力网络中公共产品部分的投资积极性，而商业“偷窃效应”又将会削弱新投资项目的注资能力。JEL代码：L43，L51，L12，F15，R53。

预计到2030年，世界电力需求将会翻番（国际能源署，2006）。为满足电力需求所要投入的资金量越来越巨大，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无疑是一项挑战。^[1]

由于公共资源稀缺，私营部门贡献有限，加之援助较少^[2]，这些国家便试图通过创建区域性电力市场来解决投资需求问题。借助一体化的电力网络，便于更好利用相关两国之间现有的资源和基础设施，也有助于完成单个国家凭一己之力难以完成的工程项目。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一体化很有可能出现在缺乏合法的跨国监管的情况中。本文将对此类局部经济一体化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研究。本文证明，独立监管实体之间的合作问题将阻碍它们对现有基础设施进行有效利用，也将抑制相关国家对新的发电设施，以及更为重要的电网设施的投资。这些国家对于市场份额的争夺限制了一体化的效果。由于这些不足，区域性电网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国与国之间发电成本的巨大差异。

根据本文理论，发电中的成本互补是电力市场整合的主要动力。如，在南美洲，为了有效利用那些能源资源不足的国家（如巴西或智利）与那些在水电、重油和天然气方面有较大供应潜力的国家（如巴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秘鲁）之间的比较优势，一些发电和电网工程已经动工。同样，包括泰国和越南在内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则希望与那些在水电和天然气资源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进行整合，如老挝和缅甸。为了利用跨境贸易的潜在收益并提高系统的效益，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非洲国家建造了几个区域性的电网：南非电网、西非电网、中非电网以及东非电网。此外还有北非与中东之间的电网建设倡议。建设这些电网的初衷就是克服撒哈拉以南非洲突出的能源短缺问题，其目的是支撑大项目的成功，诸如大型水电发电设施。由于这些项目对于地区性需求而言显得太过庞大，因此难以依靠单个国家一己之力实现。比如，据估计，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水电潜力可以提供三倍于非洲当前消耗的电量。大型水电项目，诸如刚果河地区的英戈大坝工程和塞内加尔河流域的工程，则可以使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受益。^[3]然而，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为这些工程筹措资金。

电力是一种无法储存的商品，将其传输至其他市场需要在输电和电网方面投入巨额转向资金。例如，据估计，26千兆瓦内连线每年需要耗费5亿美元，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创建一个地区性电力贸易市场则缺乏这样的资金（Rosnes and Vennemo，2008）。这样的投资要求是电力和其他标准商品贸易之间的主要差别。在缺乏约束性承诺机制的情况下，企业和政府都不大愿意因为向邻国出售电力这样的单一目的而投入巨额资金。一旦投入资金，投资国便将承担被套牢的风险。购电国会不断讨价还价，而投资者也无法将电力销往别的地方。^[4]在这种情况下，在创建电网的同时，也需要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建立良好的争议解决机制，加强国家合作，并限制政治性干预，以便缓解商业、政治和监管风险。选择这样的机制以促进在邻近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是因为这些国家能源资源特别丰富。^[5]

本文将对在两国模型中创建地区性电网对能源生产以及发电和输电基础设施的投资动力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探讨（也就是对包含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体化电力市场进行研究）。市场一体化并非完美无瑕（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都存有缺陷），政府都关注其本国的福利。由于政府需要对其利润和亏损负责，它们尤其偏向于本国的企业。从理论上讲，相关的分析框架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