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世纪80～90年代的住户调查数据，我们采用“断点回归设计”的方法，检验了科特迪瓦的总财富是否扩散到与邻国交界的边界地区。在80年代末期与加纳交界的地区，在消费、儿童成长发育障碍、用电情况和安全水源等方面出现大量的“断点”。消费方面的边界“断点”现象可解释为经济作物的政策存在差异（如可可和咖啡）。当90年代这些政策得到融合后，仍然存在差异的仅仅是在农业设施方面。在北部，经济作物（棉花）收入再次造成消费和营养方面出现差异（如马里）。一方面，尽管边界在理论上存在可穿越性，边界地区享受的巨大福利差异仍然将非洲国家分成三六九等；另一方面，边界“断点”似乎反映出的是可逆的公共政策产生的影响，而不是无形的制度特征。JEL代码：O12，R12，P52。

国家凝聚力被广泛认为是非洲发展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Levy，Kpundeh，2004），国家的失败往往与那些人为规定的国际边界所带来的麻烦息息相关（Alesina，Easterly and Matuszevski，2012）。一些作者甚至认为，重新划定国际边界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办法（如，Englebert，2000，181-189；Herbst，2000，262-269）。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边界是由欧洲殖民势力设定并任意划分的（Barbour，1961；其他参考资料请参阅Englebert，Tarango and Carter，2002）。从那时起，就几乎没有再进行过调整（Brownlie，1979）。考虑到非洲国家的实力较弱，国家政策对国家外沿边界地区的影响力一直受到质疑。此外，非洲国家的边界通常被认为是可以随意穿越的，尤其是对于非正式贸易和人口流动这两个可能造成国际差异性的因素而言。那么，非洲国家现在的边界仍然是地图上画定的抽象线条吗？是否因此划分的区域就没什么区别？穿越边界后也不会有不同的国家福利吗？或者，这些边界线是否已经成为真实存在的明显断点，折射出了国家一体化的全新进程呢？这些将是本文中我们要研讨的问题。

关于非洲发展的文献就国家间的边界所扮演的角色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类文献赞成边界存在局限性和监管稀疏的观点。这一观点通过强调地缘问题的角色，在文章中比较含蓄地表达出来（Bloom and Sachs，1998）。另一些文章更为直接地讨论（非洲）国家制度的欠发达状况。根据赫伯斯特（Herbst，2000，171），有了联合国的担保，非洲国家越来越不愿意在边界管控上增加投入；谁控制了首都也就控制了国家，“权力的运行是（以政治中心）向外辐射的，效力逐渐减弱”。这些“领土国家”——与其相对应的是民族国家——还仍然保存着前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制度，并且面临着低人口密度的问题。那些曾经受到法国殖民的西非国家，休乐立（Huillery，2009）将国家之间当前存在不平等的原因部分归结于早期殖民时代的分散化政策。还有一些文章提出了种族划分的影响。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促成了非正式的跨越边界的货物和金钱流通，人们随意来往于这些“可跨越的边界”（Griffiths，1996）。在研究了尼日尔与尼日利亚边界的小米和豇豆市场之后，阿克等人（ARer et al.，2010，26）提出，“种族边界划定的贸易地理地图要比国际边界更有效得多”。根据米哈洛普洛斯和帕派俄努（Michalopoulos and Papaionnou；2012，2013）的观点，在非洲，沦为殖民地前的政治体系相比于国家体系，对发展起到更大的影响作用。在科特迪瓦和加纳的边界上，巴布（Bubb，2012）发现在土地的产权管理问题上不存在差异性。最后，伊斯特利和莱文（Easterly and Levine，1998）提出，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邻国的影响。

第二类文献强调国家特质所产生的显著影响和边界的向心作用效果。正如罗宾逊（Robinson，2002）在其对赫布斯特的评论中所描述的那样，那些在19世纪初期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而今已成为可谓发展很好的民族国家，其边界线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任意性。巴赫（Bach，2007）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并且，种族的显著性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命运。波斯纳（Posner，2004）在研究马拉维和赞比亚边界地区的两个种族群体时发现，越过边界后，种族身份就发生了变化。米格尔（Miguel，2004）提出，坦桑尼亚领导人朱利叶斯·尼雷尔提升国家认同感的成功之处在于，消除了村落内部在公共物资提供上存在种族差异的消极影响，这一点效仿了与肯尼亚相邻接的村落的做法。此外，很多作者认为，商品价格、税收和市场需求的差异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