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了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小国利用仓储和贸易政策以实现食品价格稳定。运用包含风险规避型消费者和不完全市场的理性预期仓储模型，最优稳定政策得以界定。在不进行公共干预的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取决于国内生产冲击和国际价格。就政策本身而言，我们发现最优仓储政策对消费者造成损害，因为它的稳定收益外溢到了国际市场。相比之下，仓储和贸易政策的最优组合则能够有效稳定国内食品价格。然而，研究表明，这样一种最优组合必然伴有两个严重缺陷：相对于效率带来的收益而言，其在分配方面的影响很大；此外，由于扭曲了超额供给曲线，它可能加剧国际价格高涨。JEL 代码：D52，F13，Q11，Q17，Q18。

在发展中国家，口粮往往占据了贫困家庭预算的主要份额。许多穷人在防备不利的价格冲击方面能力有限。价格骤升给不能自给自足的贫困家庭带来麻烦，这类骤升常常会危及这类家庭养活自己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此问题的一项重要应对措施，就是实施食品价格稳定政策。然而，对这类政策的已有研究主要局限于封闭经济条件下，强调的是仓储的作用（参见Wright，2001年的综述）。从理论角度来看，对于贸易政策在价格稳定计划中有哪些作用，人们依然所知甚少，哪怕这类政策已经得到了广泛运用。为应对价格波动而诉诸贸易政策的做法常见于多数亚洲国家，其中心目标是稳定国内大米价格（Dorosh，2008；Islam and Thomas，1996；Timmer，1989）。中东和非洲各国对小麦，部分情况下针对玉米和大米，同样也采用了多种贸易政策（Dorosh，2009；Wright and Cafiero，2009）。在拉丁美洲，因为多数国家是粮食净出口国，问题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它并非无关紧要，一个证据是：智利对小麦和其他食品推行了价格带制度（Bagwell and Sykes，2004）。更加普遍的情况是，安德森和内尔根（Anderson and Nelgen，2012）利用一个大型的农业价格扭曲数据库表明，各国倾向于通过调整其农业名义支持率，以求削弱国际价格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

贸易和贸易政策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和价格稳定必须考量的关键因素。这类政策提出了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应该如何组合运用仓储和贸易政策以实现价格稳定。经常有人提议更多依靠国家层面的缓冲库存，以此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国际价格剧烈波动时的一个应对之策。那么缓冲库存本身可以成为独立于贸易干预政策的一种连贯性政策吗？多洛西（Dorosh，2008）指出，更多依赖国际市场，使得孟加拉国远比印度更低成本地稳定了价格；后者几乎完全依赖巨额公共库存和严格的进口禁令。可以认为更大的贸易开放度，或者更加“响应式的”贸易政策，能够把库存减少到恰好足以实现既定稳定目标的水平吗？这种局面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望实现的呢？

出口禁令还造成许多其他问题。针对2007～2008年食品危机的多数分析人士一致认为，贸易政策在助长国际价格飙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Braun，2008；Headey，2011；Mitra and Josling，2009）。特别是一些大米出口国实施的出口禁令，似乎很大程度上推动价格达到那个惊人的水平（Slayton，2009）。注意到在1973～1974年危机中也发生过类似情况，马丁和安德森（Martin and Anderson，2012）强调了出口禁令造成的集体行动问题：某些国家为免受价格骤升影响而采取的这类禁令，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可参见Bouët and Laborde Debucquet，2012）。俄罗斯在2010年干旱发生后实施的谷物出口禁令，只是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忧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是要更好地理解出口禁令的动因和后果。基于马歇尔的剩余分析，多位作者所得出的结论是，这类政策对推行它们的国家是有害的。此类政策真的会造成损害，或者说，对于一个开放的小型经济体实施出口禁令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吗？就后一种情况而言，不去实施出口禁令对于相关国家来说是一种重大牺牲吗？采取特定的配套政策是否更加可取？

许多研究考察了不确定性如何对贸易理论的结论产生影响，如下一节中我们所讨论的。然而，口粮类产品的特点是，它们是可以仓储的，这一点在多数相关研究中并没有考虑到。仓储及其影响是单独的一类文献主题，其中包括对仓储、贸易和贸易政策间关系的一些分析。尽管已经有了对一些情况的研究，但这类研究并没能够界定最优政策。相比之下，本文在理性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