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09年，贸易崩溃，产能缩减，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许多国家的情况甚至更糟糕。然而，与经济大萧条不同的是，猖獗的保护主义并未随之而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的兴起——垂直专业化——从某种程度上遏制了保护主义的抬头，但是这一点在之前的文献中没有得到重视。各种机构也限制了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反应程度。世贸组织的规则提高了对成员国使用贸易政策的成本，并且已成为过去50年稳定而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基础。以上这些和其他因素对贸易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反应有一定影响。本文利用贸易和贸易保护数据，对这种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有积极实行贸易政策历史的七个新型经济大国，并采用了工具变量策略来识别其影响。本文发现，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是决定贸易政策走向的决定性因素。JEL代码：F13，F5，L52。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崩溃，产能缩减，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早年的景象。艾肯格林和奥罗克（Eichengreen and O’Roarke，2012，图2）平行对比了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崩溃的程度和速度。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内，贸易下降速度比经济大萧条的前两年更快。^[1]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贸易崩溃伴随着世界各地关税的上升，各个国家开始闭关自守，保护国内生产者，防止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相比之下，2008年的危机及其余波并没有助长猖獗的保护主义。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有充分的政策优势，提高关税的同时仍能履行其与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承诺。表1列出了危机前后七大新兴市场国家进口双边关税的平均值。简单进口加权平均数和实际采用的比率（t）具有相关性。^[2]显然，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场景并没有出现，也没有成为我们讨论的一部分。阿根廷、巴西、土耳其的加权平均关税有轻微的上升，然而在危机后其他四个国家终止了这两项措施。2008年金融危机后，尽管关税没有多大改变，贸易保护主义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有了抬头的机会，但是贸易份额所受的影响有限。基、内亚古和尼奇塔（Kee，Neagu and Nicita，2013）的安德森-尼尔里（Anderson-Neary）贸易限制指数的计算（Anderson and Neary，1994；Kee，Nicita and Olarreaga，2009）表明，不到2%的贸易崩溃可以归因于贸易保护主义。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2008年后的深度经济衰退并没有引起广泛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与经济大萧条时代对比可以看出，萧条时期高关税的原因是采用死板的金本位制，货币持有者并不愿意让他们的货币贬值（Irwin，2012）。这个对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主流宏观经济解释源于各个国家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不熟悉。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很久之后为大家所知。^[3]然而由于背负高额债务和赤字上升，政府采用大规模放松财政的余地是有限的。当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因此受限时，贸易保护主义是否会暗潮涌动？

表1 简单平均和权重平均，HS-6代码协调制度双边关税

贸易理论充分显示了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涉及两个行业的最终消费商品的单向贸易已经被同一行业内的中间投入品的双向贸易所取代。贸易中间体从本质上阻碍了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它减少了国内依赖进口的下游企业。这个过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加快了，原因在于贸易改革和技术进步带来的贸易成本降低，使得贸易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第二个趋势是过去十年运输和通信成本的迅速下降，一个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可以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形成国际供应链。一个经典案例是墨西哥边境加工厂进行劳动密集型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之后运回美国作进一步处理，这样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苹果手机（Iphone）的供应链——穿越十多个国家，最终在中国组装——是时下最“新”。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与触手可及的供应商需要双边供应链的发展，因此急需降低贸易保护主义，以实现链上活动的最低成本。^[4]

虽然集成供应链的增长会抑制贸易保护主义，但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纪律对抑制保护主义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近50年以来，这些机构已成为建立稳定多边贸易关系的基础。正是由于稳定性，全球供应链得以快速发展。高收入的经合组织国家都作出了有约束力的关税承诺，约定大部分关税保持在较低水平——5%或更少。在经济危机期间，没有一个经合组织国家提高关税，而是通过贸易政策，采取相机保护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