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信息传送来推动亲社会行为越来越受到关注，这有利于公共产品的投资。我们曾与秘鲁一个主要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对九个不同的支持回收信息进行了随机化处理。这些支持回收信息基于最佳实践、事先证据和行为改变理论进行了精细分类。不同的类别强调了如环境、社会福利、社会比较、社会制裁、权威和提醒等不同的信息。没有一类信息对回收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而通过提供垃圾桶以减少持续参与成本的方式反而显著促进了登记住户的回收行为。JEL代码：D03，Q53，N56，C93。

来自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证据激起了对使用低成本信息传送而不是降低经济门槛以驱动亲社会和其他投资行为的兴趣。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某些语境中，简单、及时的少许信息、提醒、提示/事先准备的信息，甚至纯框架信息具有驱动行为的功能。^[1]其中一个关注的焦点是环境，具体来讲是指信息传送是否能通过增加保护行为以帮助解决集体行动问题。

我们专注于信息传送是否促进回收行为以及如何促进回收行为。我们的研究是在前人对回收行为的实地试验基础上进行的，其中大部分试验是在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进行的。我们很好地吸收了这些试验的经验教训并将其运用于一个发展中国家。^[2]之前的研究采用了各种类型的信息：一些强调了与回收利用的环境效益相关的信息，另一些使用了一些描述性信息，这些信息是关于回收利用的社会规范。在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的实地试验中，当提供了唯一的信息且加上公众承诺时，由童子军当面发表的多层面信息促进了回收行为（Bern and Oskamp，1986）。拉维恩（Lavein）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一个单独的实地试验中，在门上设置挂牌，记录反馈个人或邻居回收规范的方法增加了回收，但挂牌上标示了怎么分类垃圾以及回收利用带来的环境效益的方法并不奏效（Schultz，1999）。^[3]也有证据表明，当人们被要求进行回收时，信息源（例如，该信息是否来自邻居或匿名书面通信）很关键（Burn，1991；Lord，1994）。以往研究已表明，提供同辈比较，如同辈参与某个行为的频率和同辈赞成某个行为的比例，是一种催化行为改变的有效方式（Cialdini and Goldstein，2004；Elster，1989）。

尽管有证据表明使用社会规范的信息传送是有效的，但也有证据表明这些效果取决于进行实验的特定的背景和信息呈现的方式。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近年来这些效果被过分强调了。舒尔茨（1999）对加州居民的节能行为作了研究，发现虽然调查受访者对规范性社会影响力在节能动机评测中给分很低，但实验结果表明，它实际上比其他很多影响因素对行为的作用都大。与此相反，卡尔森（Karlson，2001）发现，在例如回收这样的数目大、回报小的集体行为中，研究人员高估了社会规范信息传送对行为改变的影响力。他建议政府应集中于金融激励或努力减量上来改变行为。

此外，这些研究没有对有关实验组特征的重要问题给予回应。卡尔森指出在社会规范导向的信息传送中所观察到的显著影响，可能来自美国民众长时间的支持回收的观念或与之正相关。在缺乏回收支持观念的设定下，处理效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在秘鲁，虽然对一般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美国一样强烈，但大众对回收的看法却远不如美国积极，回收本身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直到最近，才有大约10万名非政府工作人员会进行将可重复利用的物品从垃圾中分离的工作，这些人员被认为或称作是“拾荒者”（Chauvin，2009）。相对于那些在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实验人群中的基准不同将导致不同的处置效果。很少学术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的回收行为进行研究，尽管在这些国家由于废物管理不足带来了巨大的环境问题。本文是首先研究这一问题的论文之一，集中研究如何干预以促进这些地区居民回收行为。

我们试图通过与主要的秘鲁非政府组织机构PRISMA合作，致力于消除这些差距，我们以最佳实践、事先证据和行为改变理论为基础进行精细分类，将随机化九个不同的回收登记信息。对照组接受了PRISMA的标准营销方式：上门游说。实验组在家庭层面进行随机化处理，接受标准营销外还增加了介绍回收计划和处理信息的传单（描述如下）。实验组也收到了短信。

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每一个登记处理短信要么设计成强调回收好处的一般信息，要么设计成介绍某种社会比较/影响力。参照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