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速度正在从高速向中高速变化，要素驱动、投资拉动将逐渐被创新驱动所代替。中国经济这艘大船正处于“发动机更新换代之时”，创新的方向、速度和质量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对需求和市场具有极度的敏感性，但整体上看，我国企业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特别是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行业内竞争的严峻形势，如何推陈出新、占据潮头，是企业面临的难题。总部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其在区位、资源、关系网络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可持续发展条件好，但也必将面临未来发展的严峻挑战。比如，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总部经济如何确保更佳的竞争力，如何提高创新效率，如何不断提高影响力，都是需要探讨的。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总部经济未来如何打造创新竞争力，使企业处于创新链的动力端。

一 总部经济未来发展与基础研究紧密相关

总部经济发展与基础研究的关联主要反映在其需求和供给方面，未来总部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研发功能，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保持创新方向的前瞻性，基础研究作为原始创新之源，不断播撒着创新的种子，有待创新的土壤加以培育。客观上讲，两者在自然属性上是天然的一对，但由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体制机制等原因，两者犹如牛郎织女，难以携手共进。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打通创新链的号召，使得两者牵手可能成为现实。

（一）原始创新已然成为维系总部经济生命力的核心要素

总部经济的发展充分体现了“集中”和“首位”优势的重要性。总部的设立在不同阶段体现了“一体化”“脑体分离”“网络化”等多样化特征，但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还是溢出效应，知识溢出一直以来都是总部经济追求集聚经济外部性的重要方面。知识溢出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有知识的生产，而知识的生产与科学研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基础研究密不可分，这也是基础研究区别于应用开发的特点之一。在现阶段，总部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去追求高回报”。事实上，从中国企业来讲，最大的优势是基于低人力成本的产品价格优势，然而这方面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从根本上讲，这方面的利润并不是高附加值的。综观全球大企业的发展，获得高额回报依靠的是创新，只有掌握核心科技才能赢得高利润。就如瓮福集团董事长何浩明在《大国重器》中所言，以前我国的装备制造业主要依靠进口，只要涉及技术，外国企业从来不给讨价还价的机会，而对我们出口产品的要求却是“一流的产品、二流的价格”。面对未来，总部经济的发展应该高度重视凝练原创的方向，培养原始创新的能力，因为原创的产生将逐步取代知识的溢出，成为获得高附加值的关键所在。当然，对行业来讲，基于原始创新的知识溢出将有助于整个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

（二）我国基础研究正在蓄积原始创新能量

基础研究虽然见效慢，有着明显的产出不确定性特征，但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必然会产生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世界范围来讲，典型创新国家都将创新作为其繁荣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布署，并拉近其与企业的距离。比如，美国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台了《美国创新战略》《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等一系列以创新为主旨的政策，强调基础研究作为创新之基的重要作用。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更是不断提出新计划，涉及生物、能源、信息技术、新材料等诸多领域，希望通过基础科学与产业的结合，在一些重点发展领域取得突破，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目前，我国基础研究实力显著增强，已经成为基础研究大国，并正在向强国发展，整体上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发展阶段。从数量上看，2014年我国R&D总支出为13312亿元，列世界第2位；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为2.09%，超过英国等部分发达国家；国家持续重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长，2014年达626亿元；2014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380万人年，居世界第1位；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2位，被引用次数上升至第4位；发明专利申请量为92.8万件，连续四年居世界首位；2013年，世界28%的专利申请集中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