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这个学科自1952年“院系调整”被取消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才逐步重新恢复。此时国际社会学界跟随各国社会发展的时代变迁已经在研究主题、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等许多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定意义上，重新恢复的中国社会学是在追随国际社会学发展的足迹，努力追赶，并试图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进行自己的学术创新。

中国学者对于国内边疆群体的研究工作在1949年以前吸收了不同学科的学术营养，其中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在一些地区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一定成绩。^[1]1952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关的研究人员被集中在民族院校和民族研究所，相关的研究工作长期在“民族研究”这个大框架下开展，并被纳入党的“民族工作”的轨道，一方面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批判各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和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理论”；^[2]另一方面也深深地介入“民族识别”等党和政府的各项具体工作事务中。这个传统也深深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中国各综合大学的社会学系中几乎没有人专门研究民族和族群问题，我国研究少数族群问题的学者仍然集中在各民族院校的“民族学”专业任教或在民族研究所工作，延续把斯大林民族著述奉为理论基础和经典著作的传统，因此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与西方社会学的“种族与族群研究”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局面无疑对我国族群研究的学术积累和开拓创新带来一定的束缚。

本文将首先讨论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学核心领域“族群分层与流动”研究成果的借鉴，指出中国学者应当注意存在于中国少数族群与美国少数族群之间的群体历史与语言文化方面的重要差异，随后将重点讨论中国国内的语言使用格局和区域分布，并探讨在这样一个语言使用与学习格局中应当如何思考相应的学校教育语言体系，从而为各族之间的交流、合作和共同繁荣创造一个适宜的语言交流模式与语言学习环境。

一 社会学关于“族群分层与流动”的研究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是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核心概念，也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专题和分析视角，而“族群分层与流动”（ethnic group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则是社会学研究一个多族群国家内部群体关系的核心概念^[3]，研究的是各群体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相对地位以及各群体在社会流动机制中的上升渠道和机会概率，换言之，就是调查与分析各族群在社会结构中是否出现“群体性倾斜与失衡”现象，分析各族群成员在争取个人向上流动时是否可获得大致相同的机会。

在一个主张并努力争取实现种族/族群平等的国家，当社会学家们发现某族群处于“群体性劣势”的状态，其成员的上升渠道遇到制度性障碍并导致族群分层结构发展态势趋于恶化时，那么，学者们就需要根据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出必要的政策调整建议，在制度上创造出能够帮助“弱势群体”成员排除各种阻碍、实现社会流动的新机制。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美国社会存在严重的学校种族隔离和就业歧视现象，美国学者们提出了通过立法、行政和经济手段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主张和具体实施措施，同时针对著名高校招生中少数族裔学生录取比例过低的现象，学者们联合各界进步人士推动了《肯定性行动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或译《平权法案》）在联邦议会的通过与实施^[4]，使美国著名大学（如8所常春藤名校）本科招生中的黑人比例接近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从而逐渐培育出黑人中产阶级和一批活跃在各领域的杰出黑人精英，改善了美国的“族群分层”结构和优秀黑人青年在社会结构中向上流动的机会。由此可见，“族群分层与流动”研究在认识多族群社会中族群关系的现状、存在问题及提出改进思路与具体措施方面，确实非常重要。

二 中国的“族群分层与流动”需借鉴西方学术成果，但应避免“路径依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的“族群分层与流动”这一研究领域，并努力借鉴国外的研究思路和经典案例来开展国内的专题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包括对人口普查提供的各民族受教育结构、劳动力行业与职业结构数据开展的比较分析^[5]，也包括在不同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的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