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文化中心与国家民委连续多年开展的民族地区文化发展调研的主题被确定为“文化产业与民族地区文化创新发展”，具体路线则被锁定在云南的大理、丽江及贵州的黔东南自治州。半个月的调查行程课题组的关注焦点有两个：少数民族民间手工艺发展状况和民族地区古镇的旅游开发状况。关于后一个问题本文暂不涉及。

雨季里十余天时间，除先后召开六七场座谈会^[1]和一系列古镇行，调研组集中到访了少数民族手工艺产业厂点共计十余个：大理三文笔大理石厂、大理周城朴真扎染坊、鹤庆新华村若干家金银铜饰家庭作坊（包括“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寸发标家）、剑川（“工艺美术大师”段国梁创办的）兴艺古典木雕家具厂、建设中的剑川狮河木雕产业园区及若干家庭作坊、贵州凯里九黎苗妹民贸民品企业厂区和批发店、丹寨县石桥村一家传统土法造纸厂、丹寨县宁航蜡染有限公司和国春银饰有限责任公司等，在昆明期间还重点考察了民族村中几位民间手工艺大师的展示点；调研中与有关民间艺人、当地各级干部简单交谈，总之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远远说不上深入细致。但反过来说，由于这次调研与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展开合作，整个云南段的线路设计极有针对性，行前或途中得到一些文字资料，过程中也有些许理论上的探讨，因此见闻、感受相当充实。相对地说，贵州段课题组原希望看到联合国相关机构援助的两个民间手工艺保护开发项目，结果都阴错阳差（由于气候、路况、行程安排或行前信息不确切等原因）未能如愿，但所见相关民族手工艺产业发展状况也与云南的情况构成相互比照和印证，深化了对这次调研主题的认识。

笔者在这次调研中获得的一个明确印象是，由于对少数民族民间手工艺乃至整个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认识有局限及不同理解，各地方政府的相关扶持政策有缺失，因此这些手工艺产业没有得到充分支持，也没有形成期待中的产业规模，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产业品牌，有的甚至仍然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之中。具体地说，各地很少有与各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自觉的市场培育政策措施，因此很难真正促进这些民族手工艺产业的健康发展，做大做强；也无法有效地助推当地少数民族社区及其文化的发展创新与传承。这种局面应该尽快改变。笔者的简单分析如下。

一 现状与特征

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的学者对大理-丽江地区的民族民间手工艺发展有多年的跟踪研究，并倾向于认为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西部地区特色文化产业集聚。除了课题组实地看到的手工艺品种，该区域还有下关的沱茶、剑川的石雕、丽江的土法造纸和皮具等多种民族民间手工艺产品生产。云南省民委木桢巡视员的座谈会汇报材料提到：“民族民间工艺方面，全省生产销售企业发展到7000多家，涌现出了建水紫陶、鹤庆银器、会泽斑铜、永仁石砚、个旧锡器、大理石器等工艺品牌，建成了鹤庆新华银器村、腾冲荷花玉雕村、石林阿者底刺绣村、剑川狮河木雕村、大理周城扎染村和昆明民族民间工艺品交易市场等一大批专业市场和生产集聚地，年销售额超过80亿元。”显然，民族手工艺产业的发展在云南各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鹤庆县的汇报材料中介绍说，新华村“有工艺品加工户987户，占总户数的76.2%，从业人员1600余人”；“2012年全村经济总收入10852万元，其中工艺品加工销售收入8845万元”，并因此使全村“农民人均总收入10900元”，大大超出全州“农民现金收入5689元”（见大理州民委汇报材料）的平均水平。剑川县的汇报材料则说：“2012年，全县从事木雕产业人员7000多人，有专业生产厂家15家、个体经营户1500户，木材初级专业市场4个，品牌商品34个……2010年全县木雕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亿元大关，2012年实现工业产值2.2亿元。”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提供的材料还提到：“目前（下关市）喜洲镇周城村有18户经营扎染，直接从业人员79人，2011年产值为7620万元，上缴税金1.2万元。”这些数据表明，民族民间手工艺生产及流通在云南这样的边远、民族和欠发达地区不仅有较多留存，而且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

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的多项研究认为，大理-丽江地区民族手工艺产业的兴盛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如滇中地区温和的气候带来相对发达和富裕的农业文明（白族民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