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8月，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共同组成的调研组前往云南和贵州，就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题进行调研。课题组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都在低水平波动，中国东部地区传统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遇到瓶颈，亟须进行转型和产业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工业中心开始西移，以民族地区为主的西部地区正在成为承接东部投资型发展模式的制造基地，而且已经有西部省份开始提出了“工业强省”的口号。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如何防止西部地区走上用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换发展、先污染破坏自然和人文环境再施治理和抢救的工业化老路，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问题。课题组认为，要想从根本上避免这种工业化破坏式发展的路径，扭转地方行政官员的观念，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对于发展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生态友好型产业的积极性，唯有改变民族地区的政绩考核方式可行。

一 存在的问题

民族地区大多地处中国西部或东中部的不发达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落后于其他地区，却恰好更多地保留了自然和文化生态的传统面貌。因此，尽早发现问题，相对于其他地区还具有预防意义。这些年，已经有一些地方发现和修正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主导的干部考核方式的弊端，但新的方法试用到民族地区也有一定的问题。

（一）以GDP考核为主的干部考核制度已经明显暴露弊端

这些弊端包括：一是不衡量社会成本，本该由企业承担的责任叠加到外部承担，造成生态破坏，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烈度增加，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人为灾害增加；二是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资源浪费，地方政府负债累累；三是不衡量实际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造成产能过剩、社会财富增速远低于生产增长量、产品质量下降，就业率低；四是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造成浪费；五是不衡量价值的判断，例如社会公正、幸福感；六是不衡量分配，造成贫富差距加剧。伴随着“GDP至上”的观念，中国才会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着“一刀切”的“指标崇拜”，以及随之产生的“任务经济”（根据指标完成的年度任务）、“任期经济”和“标志崇拜”（各个城市争相建立“第一高”、“第一大”）。

对于民族地区来说，这些弊端不仅是问题，更是避免重蹈覆辙的警示。其实很多地方干部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弊端，但由于这是考核他们政绩的最主要手段，这些问题也只能给经济数据让路。有的地方干部说：我们也知道文化产业好，但这是赔本赚吆喝，还是必须发展采矿和工业。

（二）取消GDP考核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今有很多地方已经取消了单独GDP考核，如南京、四川、黄山市等。但GDP不是万恶之源，各种弊端的出现不是因为GDP本身，而是对它的扭曲使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大官员在发展经济上的热情与动力，它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它对地区经济发展有参考价值，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仅有全国GDP并不足以描述区域发展的状况。地区GDP数据没有错，错的是本末倒置的考核方式，只要有指标，而这个指标决定了官员的升迁，不管是GDP还是教育、卫生、就业，甚至是幸福指数，现有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游戏都将继续。因此，把由于片面追求GDP的扭曲现实推到GDP本身头上，治标不治本地用其他指标高低衡量政绩，同样不可取。

二 相关政策建议

（一）改变民族地区的政绩考核机制

我国民族地区行政级别复杂，既有省级的民族自治区，也有地市一级的自治州，还有自治县、乡等。即使出台了专门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政策，也难以解决所有现实问题，例如兄弟区县的比较，不符合省区整体战略布局，同一自然区域隶属不同行政区域管理，由于政策不同带来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破坏。

建议针对民族地区的政绩考核机制，除了为民族地区单设指标，还应从中央到地方为民族地区单设绩效考核机制，层层节制，不与其他地方并列比较，避免上述问题带来的政策被架空无法落实的情况。

（二）完善民族地区干部考核内容和指标体系

建议在民族地区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突出客观性指标、动态指标和社会公众评价性指标的地位和作用。具体而言，评价指标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环境指标，主要是大气环境、水环境、噪声环境质量的纵向比较的综合结果；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