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一直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20世纪末我国计划生育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由计划生育初期的总和生育率6左右降低到了现在的更替水平之下的1.8左右。1999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5.2‰。自然增长率仅为8.8‰，人口转变已基本完成。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纪之交，中国人口已进入了老龄社会，中国人口发展在21世纪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面对中国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无论是官方还是诸多学者都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进行了重新审视。在许多对中国未来人口问题的认识和判断的文献中，有一个明确而压倒性的观点和认识，那就是“中国人口数量问题在未来几十年内仍是中国人口的首要问题”，“中国人口数量问题仍是第一位的”。在学术界“百家争鸣”的今天，笔者尝试换一种视角来重新认识这一问题，或许新角度新方法的确立，会改变我们对旧有问题的一些看法，同时也有助于对我国人口问题有一个更深刻更全面认识。

二 数量首位，还是数量与结构并举

在新一轮关于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的研究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是值得关注的，他们确认并推荐的方案是“在现行政策的基础上，从现在起，全国城市农村普遍允许双方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二孩。”（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00）即生育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1.86左右）。在这一假定条件之下，他们对未来50年的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做出了预测。翟振武教授依据此方案，在对未来中国人口数量与结构进行综合分析后，明确地指出“在中国人口问题中，数量问题仍然是第一位”，“规模问题在目前和今后十几年仍然是第一位的问题，结构是第二位的问题”。（翟振武等，2000；翟振武，2001）刘金塘、林富德教授从稳定人口理论出发，对未来百年的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模拟，积极主张把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且保持百年不变，坚持认为“中国的人口数量问题目前乃至下世纪（21世纪）相当长时间都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刘金塘、林富德，2000）可以说，许多学者都赞同这种观点。主张“数量第一，结构第二”既体现了对我国人口问题的一种认识（主次之分），也阐明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种途径（先后之分）。而与这种认识或这种途径相一致的则是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保持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或1.8或1.86。概括起来，坚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压力（劳动就业压力、失业人口压力）；（2）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3）提高生育率调整结构并不能改变未来老年人口数量增加，无助于老年人口问题的解决；（4）低生育率引起的其他结构问题，如“四二一家庭”结构、出生性别比问题，这些问题或是虚假问题或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以解决。事实上，谁都不能不承认翟振武教授们所得出的结论是言之有据的。

然而，这种认识是不是全面而充分的呢？笔者对此存有疑问。笔者坚持主张在新世纪之初，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问题应当并举，不是数量第一，结构第二，而是二者统一。而与“数量与结构并举”相一致的、能使二者统一的生育水平是更替水平，^[1]即笔者主张改变现行生育政策，主张妇女生育水平从现在新世纪之初起允许普遍生育二孩并长期稳定控制在二孩的水平上。其实，无论是翟振武教授们还是笔者以及其他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学者都在努力寻求有效地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之道，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福利的不断增进，实现社会公平，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那么，怎样的人口、怎样的人口问题解决方式才更有利上述目标的实现呢？显然，在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在人口自身数量与结构变化又如何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笔者与翟振武教授存在着分歧，因此，在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上，是数量问题优先，还是数量与结构问题并举，也就自然存在着分歧。

首先，人口数量、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到底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这一问题，无论是罗马俱乐部的悲观论，还是西蒙乐观的增长无极限论，都没有一个被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