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了《风险社会》，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和风险社会的理论。贝克认为，现代社会人们面对着诸多与传统社会不一样的风险和危机，如核危机、全球变暖、基因食品等。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这些风险和危机源于现代科学技术和技术经济高度发展，而传统工业社会陈旧的思维理念与调控模式已难于应对。随着20世纪80年代（与风险社会出版几乎同时）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人为事故发生爆炸、90年代初英国疯牛病爆发与蔓延以及21世纪初亚洲特别是中国的SARS肆虐，更是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就置身于“风险社会”之中。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已日益深入世界每个角落、“风险社会”日益显现的大背景下，我国人口学者及政府开始关注“人口安全”问题。显然，人口安全概念的提出，与我们对风险社会的认识有关，特别是在中国经历了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之后。所谓人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到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或全局性危机（张维庆，2003）。从这个定义出发，中国人口无论是数量、结构，还是素质都存在着人口安全和风险问题。本文结合风险社会的概念和分析视角着重分析中国人口的结构风险问题，这一问题的探讨会有益于我们对“风险社会”中人口安全和决策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的规划和把握。

二 风险社会与风险规避

20世纪90年代，贝克的《风险社会》英文版伴随着英国疯牛病“风行”起来，风险社会也成为英语世界关注的焦点。众多的学者纷纷从文化、现代性、生态危机、协商民主等不同的角度探讨风险社会以及风险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所分析的视角虽有不同，但共同的结论则是，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我们将面临着深层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生态危机。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概念，贝克所界定的“风险”概念是指：“风险概念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联的。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贝克，2001，p119）贝克在总结其表述有关风险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概念时，做了八点归纳，其主要要点是：风险并不是指已发生的损害，但风险确实有毁灭的危险。人们对有危险的风险的“感知”决定了人的思想和行为。其次，风险概念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发生了逆转，过去已经无力决定现在。它作为今天经验和行为的归因的地位已经被未来取代了。再次，风险概念与风险社会和人为的不确定相联系，是一种独特的“知识与不知的合成”。这包含着两个含义，一是指在经验知识基础上对风险进行评估；二是指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和行动（贝克，2002）。

西方世界的另一位著名学者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从现代性的视角考察了风险社会。他认为，风险有两类，一类是“外部风险”，是像旱灾、地震、饥荒和暴风雨等来自自然界、与人类行为无关的风险；第二类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即人为风险。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吉登斯，2001，2003）。外部风险有着确定的原因和可预测的结果，而人为风险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在后果上都不确定。当今世界，我们越来越多地面对各种类型的人为风险，如环境风险和健康威胁就是人为风险的例证，它们是我们主观能动干预自然的结果。诚如吉登斯所言，我们并不再担心自然能对我们怎么样，而更多的担心是我们对自然所做的而引起的，这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让位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

如何规避风险社会中的不确定的人为风险？20世纪80年代德国在生态问题争论中，提出了“预防原则”。预防原则是指，即使存在不可靠的科学依据，人们也必须对环境问题（也可推及其他类型的风险）采取措施。例如，如果全球变暖的威胁是真实的，我们又对此做了一些预防，那么我们就赢了。如果威胁是虚假的，我们损失的不过是投资和“保险费”。另一方面，如果威胁是真的而我们又什么也没做，直到为时已晚，那我们就会陷入一场大灾难之中。这种思考方式最早体现在概率论创始人法国数学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