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3～2014年女性网络舆情总体态势

（一）女性网络舆情的界定

舆论的情况，也即舆情，是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随着网络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众的影响日益加剧，有关网络舆情的讨论日益热烈。作为社会舆情的内容和反映方式之一，网络舆情表达网民的诉求、情绪。从性别视角出发，网络舆情会呈现一定的性别色彩。目前有关网络舆情与女性关系的研究较为欠缺，综合有关网络舆情的研究，笔者认为女性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有关女性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1]。

从上述有关女性网络舆情的界定可以看出，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把握女性网络舆情。

首先，女性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有关女性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各种有关女性事件是女性网络舆情的导火索，正是女性事件的刺激才引发网络舆情的发生、发展。这里的所谓女性事件，主要强调事件涉及的主体是女性，或者女性作为重要的相关主体，既可能是与特定事件相关的个体女性，比如“上访妈妈”，也可能是某一类女性群体，比如“女副市长”“陪酒女”等。

其次，互联网的传播平台。互联网的诞生、普及，可谓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媒介的时空偏向及其平衡性。“从全球关系的角度看，已经存在一个无边界的全球社会，地方性社会已全线溃退。”^[2]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有网络，就可以通过设备与其他人联系、沟通和互动。而且互联网带来的沟通已经消除了传统地域的限制，所有的信息都以编码的形式进行传播，点对点的传播技术也让受众实现“信息共享”，削弱了空间的影响。互联网除了带来空间流动性，也导致了时间的压缩与碎片化。相对于传统媒体以周、日、分、秒计算，人人都是麦克风时代的信息适时共享与网络存储的海量信息，通过互联网重新定义了时间。也就说互联网平台为女性网络舆情提供了新的时空维度。

最后，女性网络舆情是人们对女性网络事件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总体上看，女性网络舆情是社会结构压力在网络空间的诞生，其认知、态度、情感以及行为倾向和现实社会中的压力存在相关性。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互联网对女性网络舆情的再现，并非客观的再现，而在映射现实社会压力的基础上，基于互联网特征的镜像性再现。

（二）2013～2014年女性网络舆情总体情况

2013～2014年，网络舆论格局和生态治理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互联网进入了“新常态”。加强网络监管、维护网络安全进一步制度化，网络安全被纳入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战略，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两高”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通过“净网2014”“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治理”等一系列专项行动，一些涉嫌编造、传播谣言、非法经营、诽谤的网民被依法处理，网络“意见领袖”的群体活跃度、影响力降低，具有一定专业性的自媒体民间舆论场话语权增强，互联网朝着更加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

网络舆论格局和生态治理的积极变化，带来有关女性网络舆情理性、多元建设性声音的增加。与此同时，女性网络舆情也面临着社会性别认知偏差、娱乐化等挑战，传统性别规范与网络舆情相互交织、互相影响让女性网络舆情趋于复杂化，针对女性网络舆情的线下行动更为迅速、专业，这对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促进政府、企业、媒体、网络传媒等主题履行好性别平等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

有关网络舆情数据纷繁复杂，从海量的数据中抽取女性网络舆情实非易事。笔者认为，要厘清2013～2014年女性网络舆情总体态势，了解女性网络舆情在总体舆情中的分布情况与自身特征，有必要以一定的标准从网络舆情库中筛选出女性舆情，进行比较分析和类型分析。这就要求数据库首先具有权威性，所有的数据是建立在量化指标基础上的，而不是人为的偶然性分析。其次还要求数据具有可持续性，至少能够涵盖2013～2014年的网络舆情。最后，网络舆情数据应该是可及的。无论是全样本研究还是抽样研究，都应该对数据进行筛选、分析，如果数据难以抽取或者分析难以实现，那么再美好的研究愿景也难以实现。

为此，本研究通过综合考量，选取了新华网“舆情在线”的数据库，对网络舆情中的女性网络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