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揭示了当家庭外的生产价值被认为高于家庭内的生产价值时，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及其社会角色开始定型，“丈夫在家庭内掌握了权柄，妻子则被贬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在肯定恩格斯的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女性获得两性平等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她们必须摆脱家庭内固化角色的束缚，走入公共领域，参加社会劳动；另一个是社会评价体系必须认可家庭内生产的价值，既包括女性的生物性生产价值（怀孕生子），也包括女性所做的家务和照顾家人的劳动价值。此观点受到了普遍的认可，成为分析家庭场域中女性角色、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地位的理论基础。在媒介与性别研究中，传媒对家庭领域中女性的呈现与建构是一个经典的研究课题。1963年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旗手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著作《女性的奥秘》，对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媒体所渲染的“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进行了抨击。该书指出，富裕的家庭生活、快乐的家庭主妇，是媒介所呈现和建构的美国中产阶级向往的先进生活的基本景观。但是现实生活中，这些生活无忧的主妇往往陷入了“无名的困扰”中，她们思索着为什么主妇与母亲成为她们“天生注定”的人生角色，女性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置与地位，正是女性的奥秘或迷思（mystique）所在。1978年，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等人编著了《壁炉与家庭：大众媒体中的女性形象》，此书在前言“大众媒介对女性的象征性歼灭”中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一个是大众媒介以象征方式反映主流社会价值，为了商业利益，追求最大数量的受众；另一个是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注定要遭受“象征性歼灭”——女性在大众媒介中被责难，被琐碎化，媒体呈现的女性角色远远少于男性，即使有女性角色，也主要是负面形象。大数据时代，媒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紧密，媒介如何反映当下女性生活状态，如何呈现女性的形象与角色，如何构建女性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定位女性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地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根据传播内容的不同属性，本文将从纪实类传播内容（新闻节目）、虚构类传播内容（电视剧）以及广告这三个维度，对家庭场景中女性形象的再现和建构展开研究。

一 在新闻节目的议程设置中，女性被“象征性歼灭”

对我国五个新闻节目——江苏卫视的《江苏新时空》、广东卫视的《午间新闻》、天津卫视的《12点报道》、安徽卫视的《每日新闻报》、青海卫视的《午间360度》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分层随机抽取的各14期节目、共1010条新闻进行的性别监测发现^[1]，93%的新闻未涉及女性话题^[2]；而在剩余的7%（66条）的新闻中，涉及女性与婚姻、家庭的新闻仅有7条，而且都是关于女性如何勤俭持家、如何当好贤妻良母的报道。

从男女两性所出现的场所（包括社会公共场所、商业休闲场所、工作场所、家庭）分布来看，男性出现在工作场所的频次（343次）远远高于女性（198次），而且男性常见的办公地点是办公室、会议室、企业生产车间等，女性的办公地点通常是在菜市场、超市、酒店、公共交通等服务性行业。此外，男性出现在社会公共场所的频次（186次）也高于女性（140次）。相比之下，女性出现在家庭和商业休闲场所的频次均高于男性。

这些数据表明，媒体呈现与建构的男性形象更多是参与公共事务、在公共领域从事相关工作，而媒体呈现与建构的女性形象则主要是家庭主妇和消费者。

这组数据再次验证了塔奇曼等人提出的观点，女性的媒介形象总是被归为被伤害的或被琐碎化的类别，更多时候，女性虽然得到了媒介呈现的机会，但是并不全面和深入，女性在媒介资源的利用和使用上依然处于边缘地位。

由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1972年发表的《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却可以左右人们接受特定议题的可能和顺序。该理论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3]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可知，媒介依然在复制和强化着传统性别秩序对男女两性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陈规定型，那些扮演着贤妻良母和无私奉献者的女性角色受到青睐，女性走入公共领域之中的角色却主要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