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11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题为《“广场舞”不应模糊公私域界限》的文章，尽管作者从批评的立场出发，对此行动颇有微词，但是文章也肯定了一点——广场舞跳出“国际影响力”。这篇综合报道还提到中国至少有1亿广场舞舞者，主体是大妈们。《华尔街日报》不仅仅对中国广场舞大妈在国内影响力有详细报道，甚至关注中国广场舞大妈在海外也大显身手。《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创造了“Dama”（大妈）这个词；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一篇关于中国休闲文化的报道也蹦出了新单词“Guangchangwu”（广场舞），这些都让抱怨国人缺乏创造力的网民们惊讶不已。笔者于2015年4月5日百度“广场舞”，找到1亿个相关结果。1亿条信息中主要是广场舞视频和MP3以及媒体报道。同时，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关键词“广场舞”。文献检索显示有252个结果：在2009年，标题中有关键词“广场舞”的论文仅1篇，而到2015年4月5日止检索显示的相关论文为30篇。广场舞正进入学者视野，主要与群众体育、文化活动、心理健康、中老年妇女健康等相关联。从性别社会视角分析的文献尚不多见，但是论文作者几乎都认可广场舞是中国妇女，尤其是中国的中老年妇女的群体行为。广场舞文化现象在国内颇有争议，反对者的理由是：噪声扰民。一名家住北京昌平区的男子因广场舞噪声过大，交涉无果后拿猎枪朝天鸣枪恐吓，并将自己饲养的三只藏獒放出来驱赶跳舞者，最终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而被批捕；还有从楼上朝广场舞人群泼粪的恶搞。广场舞也得到不少网民的支持。广场舞是非功过，有人爱，有人恨，无论怎么评说，它确实成为中国大妈们喜爱的文化现象。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便于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观察这一文化现象。我们课题组在社会调查中认识到广场舞是中国妇女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重组社区友善人际关系的积极探索，是一种传承中国文化和民间妇女自我充权的社区组织形式的创造。

一 对中国妇女广场舞的个案及问卷实证分析

2012年8月笔者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了解到当地健身舞蹈班一小时的费用为20美元；回到中国的长沙，了解到所居住的社区广场舞参加者半年的费用是20元人民币。笔者作为课题研究主持人，2012年10月至2015年1月，在湖南省长沙市参加社区广场舞活动。2012年正式交费参加社区广场舞蹈队。

如此之低的社会成本，就将社区的妇女组织起来，难怪媒体要惊呼中国广场舞跳出“国际影响力”。笔者作为妇女学的研究者，跟踪长沙社区广场舞蹈队两年多时间，这几乎就是对一个民间草根妇女团体的参与并追踪实证研究的过程。

（一）一支广场舞蹈队的案例概况

我们的舞蹈队所处社区是长沙城北的城乡接合部，是2010年前后居民相继入住的新社区，这里是一所大学的教职工宿舍社区，也有几乎一半房屋是商品房。居住者多而复杂，既有大学教师，也有不少城区工人和郊区农村的拆迁户；既有长沙本地的拆迁户，也有湖南各地区随着孩子来长沙的人员。舞蹈队有30多人，年纪在45岁以上，最大的75岁，全部是小区的妇女，其中有职业女性，也有家庭妇女；有退休女教师、女职工，也有近年从湖南的邵阳、常德、益阳等地来到长沙帮子女带孩子的奶奶娭毑^[1]。

舞蹈队在社区范围内有三个活动场地，全部是免费的公共场所，一个是小区的广场；还有两个是高层住宅的一楼架空层，一处是没有围墙的架空层，一处是有四壁的架空层。这样舞蹈队一年四季，甚至雨雪天气都有活动空间。

舞蹈队的活动时间是每天早晚各一小时。有的一天早晚两次参加舞蹈队活动的，也有只参加早上或者晚上舞蹈队活动的。人们可根据自己的时间灵活安排。

舞蹈队有账簿，登记三年来的收入和支出；有三台播音设备。资金除了购买U盘、电池，给教师买点礼物，每年略有节余，因此有些隔三岔五来舞蹈队客串“玩玩”的不交费，大家也不计较，觉得人多热闹，舞蹈队风光。

广场舞，在新建的社区，是唯一能够让邻里之间沟通交流的一个愉快温馨的人文空间。去年一位老队员跳舞的时候眩晕，大家背的背，打电话的打电话，及时将她送到医院抢救。医院诊断是脑溢血，幸亏送得及时，保住了一条性命。广场舞也是妇女们环保、有机、低碳生活的信息与物质交流场所，东家孩子的小衣服小鞋子，转个手送西家孩子接着穿；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