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乡接合部社区转型

在大都市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逐渐聚集到城市内部特定的空间区域——城乡接合部，并在那里的“城中村”聚居，形成了一种特殊形态的社区，这就是城乡接合部社区。

这些社区都坐落在城市空间区位中的城乡接合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中心的产业和住宅区不断向外围扩散，将城市周边的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逐渐地，大城市周边地区转变为城乡接合部。城乡接合部类似城市“摊大饼”的外缘，随着城市的扩展，“大饼”的外缘不断向外延伸。2000年以来，首都处在空间快速扩张阶段，城乡接合部亦具有很强的时段性。目前，首都城乡接合部在行政界线上主要集中在首都功能拓展区四区。^[1]城乡接合部是首都流动人口的主要聚居地，而这里的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量的比例高达85%（1%的人口抽样调查）。

城乡接合部具有“三交叉”的区位特征：城、乡地域交叉，农民、居民生活交叉，街、乡行政管理交叉。在此区位主要有两类居住社区，一是纳入城市规划的商品房小区，二是城中村。随着城市开发建设征地，有些城中村的部分村民已经实行了“农转非”，并同时建立了居民委员会，成为村居并存社区。近10年来，各地陆陆续续地实施城中村改造，在管理体制方面就是“村转居”，即从农村的行政村建制转为“居民社区委员会”建制。在一些地区，“村转居”社区也被称为“村改居”社区或“撤村建居”型社区或“村改社区”。这样，“城中村”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同，出现了三种变化形态：村委会型、村改居型、村居混合型。三种形态的城中村拥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那就是吸引了大量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由于流动人口的高度聚居，城乡接合部社区发生结构与功能的转型。一方面，在人口构成上具有异质性，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本地人中既有城市户籍人口，也有农村户籍人口。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比重逐渐增大，甚至出现倒挂。据统计，北京市流动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倒挂村”达667个，倒挂且聚居总量在万人以上的81个。“倒挂社区”实质上是以流动人口为主体，为流动人口提供居住、生活服务的功能社区，这使得城中村在人口构成上具有异质性。

二 转型社区的整治

城乡接合部社区普遍存在人口密度高、违建严重、公共服务缺失、基础设施不足、环境卫生恶化、安全隐患突出等治理难题。2010～2012年，北京市政府投资1800亿元，对问题凸显的50个“重点村”（即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同时也是流动人口倒挂在5倍以上的流动人口聚居社区）进行集中整治，同时推进城市化改造工程，即通过拆除旧村、盖回迁楼，建设新型城市社区，使得原有社区生活环境改善、安全隐患消除、聚集的流动人口解散。

“重点村”分布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顺义、大兴、通州、昌平9个区34个乡镇（街道），涉及61个行政村127个自然村。其中，位于中心城区的有38个、规划新城地区有12个。村域总面积约85.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达21.4万人，流动人口超过100万人。

研究发现，整治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消除了既有的“城市病灶”，但还是产生了“意外后果”。一是流动人口向周边地区转移聚居，周边地区问题再度凸显。以唐家岭为例，拆迁尚未正式启动，该地聚居的外来人口就陆续向周边的马连洼、史各庄、永丰乡、六里屯、小牛坊等地转移。与唐家岭一路之隔的定福皇庄、西半壁店村、昌艺园社区也随即“兴盛”起来。显然，50个被拆除的“重点村”的周边地区成为人口激增的受害区。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违章建设难以遏制，社会管理面临更大的挑战。二是城乡接合部迅速向外推移，流动人口聚居区加速扩散、蔓延。根据城市扩散的趋势预测，城乡接合部从一个乡镇扩展到邻街乡镇需要3～5年的时间，由此推断北京市城乡接合部将向东部和南部大规模扩散，未来10～20年，目前乡村所在的平原地区将完全变成城乡接合部，仍然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聚居地。由此，城乡接合部地区出现“新常态”。

三 后整治时期的“新常态”

（一）城乡接合部仍是满足流动人口住房需求的主空间

首都经济高速增长，就业容量扩大，吸引大量流动人口。2000年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加速膨胀，2000年为256.1万人，2012年增长到773.8万人，12年间增加了517.7万人。首都流动人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