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经济发展致使中国居民休闲时间显著增加（Yin，2005），同时也促进国民社区休闲基础设施的发展。目前，中国每年法定节假日为115天，国民一年中有近1/3的时光在闲暇中度过，休闲已经成为与工作相提并论的生活方式（刘志林，柴彦威，2001）。

与中国经济总量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均GDP更需提高^[1]，这涉及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休闲作为工作的另一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魏翔，陈倩，2012）。传统的观点认为休闲与工作之间是替代关系，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休闲与生产之间亦具有互补关系，即休闲可以从本质上释放出生产效率、创新思维和幸福感受，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目前，经济学和社会学界对国民休闲的基本面和基本规律研究不足，但随着国务院《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的颁布实施，研究国民在闲暇时间内的休闲行为、创建休闲社区和城市等相关问题，逐渐成为摆在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因此，无论是经济学界、社会学界还是政策制定者都需要对国民休闲行为进行整体理解和把握。本文通过一个国家层面的经济生活调查，对中国人的休闲基本面进行了深入捕捉，分析研究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中国居民的休闲行为特征和规律。研究反映出中国人工作外的另一面真相，力求为政府和企业在工业化中后期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的潜力，为中国休闲政策的制定提供分析依据，为休闲城市和休闲社区的建设提供数据参考。

二 文献回顾

（一）休闲与消费、经济增长

传统观点是把休闲作为工作的对立面进行研究，并构建了经典的工作——休闲模型。以贝克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致力于突破工作、休闲二分法，他们认为不应该把休闲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所有休闲都含有某种消费，人们不是在工作和休闲之间选择，而是在不同的消费活动之间选择（郭鲁芳，2004）。此后，休闲的消费特征进入到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野中，魏小安（2005）和宋瑞（2005）从宏观层面论述了休闲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微观层面研究休闲与消费的关系出现较多的研究成果，例如郭鲁芳（2004）认为其他收入、工资率变化对休闲消费具有正向的影响；王琪延和侯鹏（2012）则从可支配收入和休闲时间两个维度分析了制约休闲消费的因素等。随着经济学界对休闲研究的不断深入，休闲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升华，最新的研究发现休闲与经济的关系不仅仅是替代关系，而是存在一定的互补效应（魏翔，虞义华，2011）。人们从事休闲活动能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和人力资本，同时产生外溢作用，促进全社会技术提升。休闲可以从本质上释放出生产效率、创新思维和幸福感受，这可以进一步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魏翔，陈倩，2012）。因此，掌握中国人的休闲行为图谱，对于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发展活力，拉动内需和提高经济效益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二）国民休闲行为

国外学者对中国人的休闲研究，起源于对美国和加拿大中国移民休闲行为的关注（Spiers and Walker，2009）。与北美居民的休闲行为相比，中国居民的休闲行为深受儒家和道家的文化影响，对休闲的价值认识不足（Walker et al.，2007；Li，2009），主要表现在中国居民偏爱参与消极的休闲活动，对体育活动重视不够（Jim，Chen，2009；Lee，Zhang，2010）。中国大陆居民常采用静态的活动进行休闲，因为他们必须要考虑家庭和社会责任，同时受到工作压力、时间和收入等因素的制约（Dong，Chick，2012）。

国内学者对于居民休闲行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①居民休闲时间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休闲时间的研究表明男性的休闲时间普遍多于女性，休闲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呈U形分布（李峥嵘，柴彦威，1999；王雅琳，2003；许晓霞，柴彦威，2012等）。②居民休闲活动的研究，刘志林，柴彦威（2001）、杨国良（2002）对深圳和成都居民休闲行为进行研究，宁泽群，赵鹏，罗振鹏（2009）以北京居民为研究对象，对12种不同职业的休闲行为进行对比研究。学者对居民休闲行为的切入点虽有不同，但结论均表明不同群体的居民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有显著性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国民休闲行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