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休闲与社会发展阶段

休闲业发达程度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民众的幸福水平。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早在1000多年前就提出，“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惟有休闲者方是幸福的”。幸福水平高的社会，休闲发展水平也一定较高。Gramm（1987）认为，随着人类生活水平从饥饿阶段、小康阶段向富裕阶段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也将由劳动社会、工作社会最终过渡到休闲社会^[1]。沃姆斯利和刘易斯（1988）则对从原始氏族社会到现代知识经济时代各阶段中休闲和劳动的演化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休闲是随着人们闲暇时间和收入的增加而出现并逐渐多样化的（见表1）。

表1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休闲的特征演化

对于上述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休闲演化，我们可以用经典的“劳动-闲暇”模型来加以推导。在该模型中，闲暇被看成是一种具有正的边际效用的“正常品”，其机会成本（实际工资率）的提高将使人们倾向于增加劳动供给而减少对闲暇的需求，这是替代效应；但同时，当工资率提高时，人们将获得一个额外的收入，这笔额外的收入可以用来购买额外的闲暇，由此所导致的劳动时间的缩短和闲暇的增加，就是收入效应。这两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随着劳动生产率及工资率的提高，闲暇需求表现为一条向右前方弯曲的曲线，和向左后方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刚好相反（见图1）。

图1 闲暇需求曲线与劳动供给曲线

图1中，L₁、L₂分别为劳动供给曲线和闲暇需求曲线，它们相交于F₁和F₃点。在这两个交点，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相等，它们分别对应工资率w₁和w₃。两条曲线的拐点对应的工资率为w₂，在拐点以下，工资率提高带来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在拐点以上，工资率提高带来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根据w₁、w₂、w₃，笔者将坐标的第一象限分为四个区域，这也代表了社会发展依次经历的四个阶段。在这四个不同的阶段中，“劳动-闲暇”模式将表现出不同的演化特征（见表2）。

表2 社会发展各阶段中休闲与幸福的演化特征

Ⅰ区（第一阶段）：实际工资率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w₁以下），闲暇时间超过劳动时间。其原因是实际工资率实在太低，劳动所得甚至难以抵消劳动本身给劳动者所带来的负效用，以致劳动者宁肯尽量少工作甚至不工作，从而导致闲暇时间超过劳动时间。不过这时劳动者的闲暇时间是边际效用完全为负的空闲时间。Gadamer（1986）曾对这种空闲时间进行过讨论，他认为，当个人的闲暇时间变得日益充裕且不知道应如何度过时，时间就变成了一种压力，一种“空无”的压力，这种压力比繁忙更令人难以忍受。因为“当无聊的时候，我们把时间的毫无特征的重复的流逝作为一种令人烦恼的时刻来经验”。此时，闲暇时间对消费者来说完全是一种“多余”的时间。在这一阶段，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极低，大量空闲时间只能在忍饥挨饿中度过。这是一个“贫困、空闲、不幸福”的阶段。

Ⅱ区（第二阶段）：随着工资率的不断提高，劳动者愿意供给的劳动时间也随之增加，工作时间超过闲暇时间，而且随着工资率的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愿意用于闲暇的时间越来越少，愿意用于劳动的时间则越来越多。在这个阶段，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总的来说仍然较低，闲暇时间也不多，休闲市场不发达，劳动者主要靠自我休闲的方式打发时间。这是一个“温饱、半空闲、低幸福”的阶段。

Ⅲ区（第三阶段）：工资率进一步提高带来的收入效应开始超过替代效应，工作时间虽然仍多于闲暇时间，但出现了工作时间不断减少而闲暇时间不断增加的趋势。较多的工作时间和较高的工资率使得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劳动者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休闲生活相对丰富，社会整体的休闲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休闲市场较为发达。这样的阶段可以称之为“小康、较休闲、较幸福”的阶段。

Ⅳ区（第四阶段）：工资率上升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人们只需要工作一个较少的时间就能获得一个满意的收入，最显著的特征是闲暇时间超过工作时间。由于收入和闲暇时间在这一阶段都大大增加，因此休闲成为个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将不再是物质生活水平而是休闲，休闲市场非常发达。我们称这样的阶段为“富裕、休闲、幸福”的阶段，休闲社会就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