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综述

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发展与收入平等之间的关系往往假定为倒U型模式（Kuznets，1955）。具体来说就是，随着一国经济增长，收入差距首先扩大，到达某一点后转而缩小。大量针对个人收入数据与地区收入分配数据的实证研究检验了Kuznets假说，其中一部分检验结果支持该假说。^[1]为数不多的学者对中国案例进行了包含较长时期的地区收入差距测算，一些早期研究的结论是比较含混的。Lyons（1991）认为改革前中国成功地避免了经济发展初期省际收入差距的扩大，换言之，中国由于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地区收入差距的发展路径与经典的倒U型模式截然不同。但是，Tsui（1991）、Lee（1995）和Jian et al.（1996）的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实行计划经济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

Duncan和Tian（1999）注意到上述差异，他们针对1952～1995年期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产出和消费的地区差距在改革前后呈相反方向变动。1952～1995年期间，中国的产出与消费差距呈现截然相反的U型曲线，而拐点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们进而解释说，产出的倒U型曲线由改革前后工业化的不同特征所决定，改革以后实行外向型经济并推行民营化缩小了产出差距；而U型省际消费差距的出现则主要由中央政府对地区收入差距在不同时期干预程度不同而决定的。改革以来，在产出差距缩小的同时，随着地方自主权扩大，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干预不力，使得消费差距扩大了。他们因而强调说，如果要缩小地区差距，则应该采用有效方法来加强政府转移支付。

Démurger et al.（2001）将数据扩展到1998年，他们的实证研究当属针对1952年以来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当中迄今为止时间长度较为完整的分析。但是，与他们的一贯研究兴趣相一致，其注意力很明显地集中在地理特征方面。他们发现，在1952～1978年期间，省际收入差距主要反映了高收入的京、津、沪三大直辖市以及黑、吉、辽等工业重镇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不过，他们也注意到，政府为了实施“重工业优先”与“城市偏向”政策，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为工业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在农村实行农业集体化等配套政策，其目的也是将农业剩余用于工业投资，这些政策都影响到地区收入差距与城乡差距。他们将改革以来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因素归结为两大类，即地理条件以及政府的沿海优惠政策。

但是，他们对地理因素影响的强调并非很有说服力。当然，地理因素通过市场可及性、交通成本与技术扩散成本等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影响。但是，在所考察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地理因素的变化相对较少。从逻辑上讲，用一个相对不变的变量更适用于解释各省持续的收入差距本身，而不是这个差距的变动。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接受这个不变因素也有可能持续地对各省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进而造成各省收入差距的扩大，我们也倾向于不要高估这个作用机制的影响力。因为，Barro（1995）的实证研究发现，同样是幅员辽阔的美国和欧洲大陆，以及同样是人口密集的日本诸县，绝对收敛现象相当显著地发生过。

至于政府的沿海优惠政策，毋庸置疑，特殊的关税、地方政府更大的自由度以及能源、交通投资等方面的偏向政策，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借此解释改革以来收入差距变动显得勉强。比如，沿海优惠早于改革开放之初就陆续存在，而20世纪90年代初是地区收入差距变动的拐点，在之前近十年间表现了较好的收敛态势。若优惠政策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那么，90年代政策范围扩大（优惠政策的地区差异越来越不明显），一个必然的推论应该是支持经济收敛的，而这与事实并不相容。

或许是受到1978年以前数据整理工作难度的限制，或者是出于对于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研究兴趣，在关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领域内较为丰富的文献中，分析对象大多局限在改革以后的时期。他们采用多种指标对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进行了测度，如基尼系数（林毅夫等，1998；林燕平，2000）、Kernel估计量（Aziz和Duenwald，2001）、变异系数（刘树成等，1994；魏后凯，1995）、Theil指数以及广泛应用的σ收敛指数和β收敛指数，等等。^[2]这段时间地区收入差距特征可以概括为，省级经济体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呈缩小趋势，在90年代则呈扩大趋势。按照β收敛系数的动态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