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但经济增长在地区间却表现出了很强的离异性，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从东、中、西部三大地域近几年人均收入考察。1985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比为1.31∶1∶1.14，1995年为1.46∶1∶1.03，1998年，三大地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46∶1∶1.06，1999年为1.48∶1∶1.06，2000年，三地区收入比为1.41∶1∶1.06。从人均收入的最高与最低的省市进行考察。以1999年为例，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人均收入为10932元，与最低的山西省人均4343元之比为2.52∶1；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最高的城市深圳人均收入为20548元，与最低的城市西宁人均收入4765元之比则高达4.31∶1。用反映地区收入差距的威尔逊系数来衡量，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也是不断扩大的，1995年这一系数为0.46，到1998年提高到0.57。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已经不得不面临地区收入差距过大这一问题了，因为它影响中国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Wei，1999；Demurger，2001）。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成因这一突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假说。其中包括历史因素与自然条件假说（王绍光、胡鞍钢，1999），优惠政策和投资倾斜假说（Fleisher和Chen，1997），重工业发展战略假说（林毅夫、刘培林，2002；Chow，2000），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假说（马拴友、于红霞，2003；Chow，2000），开放理论假说（赵人伟，2001；魏尚进，2002），外商直接投资假说（Lee，1994；魏后凯，2002）等。本文运用新增长理论模型，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对地区收入差距的成因做出新的解释。这里的资本积累包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其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占主导地位。

国内外对人力资本对于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有许多研究。Romer（1986）和 Stokey（1988）论证了干中学与知识外溢可以提高生产力；Romer（1986）、Lucas（1988）和Rebelo（1991）引入教育部门，研究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Mincer（1974）的研究发现，美国1959年收入不平等的33%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加以解释；舒尔茨（1990）、阿鲁瓦里亚（1976）认为教育扩展有助于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均，而且是个基本的因素；贝克尔和契斯威克（1966）的研究表明美国各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正相关，与平均受教育程度负相关；契斯威克（1971）使用9个国家的截面数据研究表明，劳动力中教育实现的相对离散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正相关；丁伯根（1972）对美国、加拿大和荷兰的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与教育的不平等对收入分配有相当大的影响，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和教育不平等程度的减少有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

国内对于资本积累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主要有：王小鲁、樊刚（2004）认为投资在改革期间直到西部大开发之前是向东部倾斜的，这是导致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在人力资本存量方面存在差距，但更重要的差距在于中西部科技成果市场化程度很低，严重影响了人力资本的生产率；蔡昉、王德文（1999）认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过去、现在和今后都将起到重要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赖德胜（1997，1998）运用49个国家的数据验证了教育是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在教育扩展初期，收入不平等会扩大，只是到了教育扩展后期，收入不平等才会缩小；赵人伟、李实（1997）认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要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特别要增加基础教育的投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人口的素质，并为缩小收入差距提供另一个前提——缩小教育背景上的差距；王绍文（1995）分析了中国知识资源分布的极不平衡性，发现东部地区综合知识发展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种知识差距造成了收入上的差距。

本文的内容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主要是介绍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建立分析模型；第三部分是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是结论；第五部分是对策和建议。

二 建立模型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最终源泉在于通过不变或递增的规模收益以及溢出效应所形成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内生累积。拥有上述资本比较多的地区的增长速度会快于所拥有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