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增长机遇的来临，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不平等现象日益突出。在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的实践以来，沿海省份和内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而且在沿海地区出现了许多制造业的集群。实证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蓬勃增长以及农村城市劳动力的移民是制造业得以集聚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Fujita和Hu，2001）。在本文中，我们将构造一个空间模型，阐释外商直接投资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如何影响制造业的集合效应以及收入差距拉大的。

早先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文献认为，经济发展与区域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关系 （Hirschman，1958）。Williamson（1965）强调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区域之间的收入扩大，随后逐步进入稳定阶段，最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在“倒U”型的关系中，事实上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前提，规模收益递增导致的结果是某个特定区域的经济中心的增长速度加快，这一前提条件通常被称为“极化过程”。极化过程所产生的结果通常称为极化效应，极化效应导致区域内移民的流动，使得其他地区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经理人等人才向特定的区域经济中心移民，加强了特定区域经济中心的经济增长。

由于模型化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存在困难，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思想才逐步被拓展为空间一般均衡模型（Krugman，1991），生产的集合可以被看作制造业或者服务行业收益递增的结果。但这些模型关注的重点是专业化的生产集合，特别是它们所关注的劳动力流动都是高技能劳动力（制造业工人）的流动，没有低技能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这种研究方法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显然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这些模型忽视了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

Dapeng Hu（2002）将中国的移民限制纳入了其模型当中，分析了中国当前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原因，但他的模型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移民限制导致了劳动力供给方面的缺失。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地区大量流动（民工），根本不存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问题。

本文将收入差距作为制造业集合的结果模型化，而制造业的集合是规模收益递增和区域地理优势的结果。和其他模型不同的是，本文的模型引进了区域间的农村、城市劳动力的流动，其中农村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不是传统模型中的移民，而是民工（民工可以称为半移民，一方面他们的工作地点位于沿海发达地区，另一方面他们的居住地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民工和移民之间所享受的待遇不同，造成了中国目前的区域不平等现象。该模型包含了发展中国家国内的两个区域（发达区域和落后区域）和世界其他地区，在每个区域内部有一个城市中心和包围该中心的农村地区，农村地区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较低，收入水平同样较低，而城市中心地区是工业化的社会，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率水平同样较高。区域收入水平差异和农村城市收入水平差异相关。在发达区域，城市化水平较高，而在落后区域，城市化水平较低。由于中国国内的政策限制，城市劳动力的移民并不具有完全的弹性，特别是区域之间的劳动力的移民受到了政策的限制。区域之间的民工流动，而不是移民的转移使得区域内的制造业集合的形成成为可能，扩大了区域之间的收入水平。

我们的模型所包含的假定和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相类似，其中主要有：①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②国内人口众多，但耕地面积较少，导致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③由于政府的管制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区域之间的劳动力移民受到了较大的制约；④劳动力的技能差异较大，从低技能的劳动力转化为高技能的劳动力存在相当多的困难；⑤广大的民工制造业产品消费地点主要集中在他们的家乡，而不是集中在他们工作的地点，而农产品的消费主要集中在他们工作的地点，而不是他们的户籍所在地。

我们的模型首先解释了由外商直接投资导致的集合过程的形成，经济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某些区域能吸引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因而在国内具备了区位优势，结果是在沿海区域出现了制造业的集合，通过正反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