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论

扩散理论和梯度转移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将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扩散，部分产业也将梯次转移，从而促进落后地区的增长，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然而中国地区差距问题对这一理论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除20世纪80年代有过短暂缓和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省份之间的经济差异持续扩大（林毅夫等，1998；田晓文，1999；），并表现出如下特点：^[1]

地区经济差距不仅体现为产出和收入相差悬殊，而且已发展为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差别。2001年底，人均GDP在三大直辖市、东部、中部和西部间的比例为4.9∶2.3∶1.3∶1（据《中国统计年鉴》）。部分地区（如三大直辖市）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东部沿海和东三省进入工业化中期，而中西部则仍处于工业化中前期（袁志刚、范剑勇，2003）。

地区差距在20余年持续扩大后，非但毫无收敛迹象，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表现为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显著领先于中西部（1998～2002年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GDP增长速度在上述四个地区分别为11.29%、10.46%、8.45%和8.51%，据《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生产要素尤其是制造业资本进一步向沿海集中（王洛林、魏后凯，2003）。俱乐部收敛特征的出现（蔡昉、都阳，2000；Zhang，et al.，2001；沈坤荣、马俊，2003等），暗示着地区差距固化的危险。

地区差距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和客观经济条件不尽相符。中西部与沿海地区在客观投资环境上的差距要远小于其实际吸引投资数量的差距。目前中西部资金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并不弱于东部地区（戴宏伟，2003），企业素质各项指标的差距也不明显（孙祖培，2003），而资源禀赋方面甚至更有优势（陈建勋，1999），因此理论上扩散效应和梯度转移应该早已大规模出现。

如何解释扩散和梯度转移理论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对相关理论的重新检视会有助于问题的回答。扩散和梯度转移理论的主要支柱是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假设和比较优势说。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因此发达地区的资金将流向落后地区以寻求更高的边际报酬。借鉴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说则指出，落后地区资本稀缺，导致劳动力、土地等其他要素的相对价格较低，因此在工资、地价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吸引资金流入和产业的顺次转移。对扩散和梯度转移理论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许多发达国家内地区差距随经济发展而减小，以及战后传统劳动密集产业自欧美向日本，再向亚洲四小龙以及目前向中国东部沿海的顺次转移。

然而谬尔达尔—赫希曼假说（Myrdal，1957；Hirschman，1960）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他们认为经济要素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和极化效应（polarization effect）要明显强于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因此地区间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一理论在现实中也不难找到例证，例如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经济差距迅速扩大；巴西、墨西哥等众多发展中国家内部地区差距随经济快速增长而加剧。

争论何种理论更接近真理不是本文的目的，但对两种理论的综合则为研究地区差距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毫无疑问，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来的报酬递增在发达地区确实存在，落后地区劳动力与土地要素价格较低也是一般规律，因此生产要素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的流向，扩散和梯度转移效应能否出现，就取决于两种力量的相对强度。

发达地区报酬递增和落后地区比较优势的相对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这也是 Friedmann和Alonso（1975）区域发展四阶段理论的核心思想。在经济发展初期，当发达地区的规模报酬潜力尚未完全显现而落后地区要素价格优势并不显著时，经济要素将主要流向发达地区，生产持续积聚；当发达地区规模报酬耗尽甚至转为规模不经济时，扩散和转移就会发生。国内部分学者对中国地区差距问题也持有类似观点，例如范剑勇等（2004）认为，当前地区差距持续扩大，扩散效应难以发生，是中国一体化水平不高造成的，是倒U曲线尚未到达顶点的表现。

然而时间并非地区差距演变的唯一因素。认为差距持续扩大、难以弥合仅仅是经济发展火候未到，不仅在方法论上是个伪命题（因为其不可证伪），对实际政策取向也有极大影响，因为这一观点事实上先验地默认了